【九評之六】評中國共產黨破壞民族文化 前言 一、共產黨為什麼要破壞民族文化 二、共產黨如何破壞傳統文化 三、黨文化 結語 前言 文化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與人種和土地這些物質要素同樣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個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發展史，民族文化的徹底摧毀意味著一個民族的消亡。人類歷史上那些創造出輝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許他們的人種依然倖存，但是他們的民族卻隨著其傳統文化的消失而灰飛煙滅。而中國作為世界上唯一連續傳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對其文化的破壞就更是一種巨大的罪行。 「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神農嘗百草」、「倉頡造字」，奠定了神傳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脈；「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兩千多年前的孔子設館授徒，把以「仁義禮智信」為代表的儒家思想傳與社會。公元一世紀，「慈悲普度」的釋教佛法東傳，中華文化變得更為博大精深。儒、釋、道三家思想交相輝映，使盛唐時期達到舉世矚目的輝煌。 雖然中華民族在歷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擊，其傳統文化一直表現出極大的融合力與生命力，其精華代代相傳。「天人合一」代表著我們祖先的宇宙觀；「善惡有報」是社會的常識；「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為人的起碼美德；「忠孝節義」是人生於世的標準；「仁義禮智信」成為規範人和社會的道德基礎。在這樣一個前提下，中華文化體現出誠（實）、善（良）、和（為貴）、（包）容等優點。「天地君親師」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親）、尊師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內涵。中華傳統文化追求天人和諧，重視個人的修養，以儒釋道的修鍊信仰為根，能夠包容，能夠發展，能夠維護人間道德，能夠使人有正信。 與法律這種剛性約束不同的是，文化約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於犯罪之後的懲罰，而文化對於道德的育化卻起著預防犯罪的作用。一個社會的倫理價值觀常常是通過文化具體反映出來。 在中國歷史上，傳統文化達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華國力鼎盛的時期，科學也因此在世界上獨領風騷。當時歐洲、中東、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長安學習，周邊國家則以中國為宗主國，萬國來朝，重譯款塞。秦朝以後，中國常常被少數民族佔領，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數民族割據的朝代，但是他們幾乎都被漢化，這不能不說是傳統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說：「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 從中共1949年竊據政權開始，就傾國家之力開始了對我們民族文化的破壞，這絕不是它出於工業化的狂熱、或希望靠攏西方文明而幹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識形態上與民族的傳統文化勢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壞就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系統的，並且是以國家暴力作為後盾的。從建黨到現在，中共對中國文化的「革命」從來都沒有停過，也確實企圖徹底「革」中國文化的「命」。 更為惡劣的是，中共對傳統文化一直採取偷梁換柱的辦法，把從古到今，人在背離傳統文化後產生的宮廷鬥爭、權謀詭計、獨裁專制等等「發揚光大」，創造出一套它們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並讓人認為這種「黨文化」才是傳統文化的繼承，甚至利用人們對「黨文化」的反感而使人進一步拋棄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這給中國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約束，更被中共強行灌輸了其邪惡學說。 一、共產黨為什麼要破壞民族文化 （一）中華文化源遠流長——信仰為本道德為尊 中國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黃帝開創的，因此把黃帝稱為「人文初祖」。實際上黃帝也是中國道家思想（「黃老之學」）的創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響，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朝聞道，夕死可矣」。記述天地、陰陽、宇宙、社會和人生規律的《周易》被儒家奉為「群經之首」，其中的預測學連現代科學也難望其項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禪宗思想對知識份子潛移默化，影響巨大。 儒家思想是傳統文化中「入世」的部分，重視家庭倫理，其中「孝」又佔了極重的份量，「百善孝為先」。孔子倡導「仁、義、禮、智、信」，但又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 家族倫理可以自然擴展為社會倫理，「孝」向上延伸為大臣對君主的「忠」，所謂「其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鮮矣。」「悌」是兄弟之間的關係，可以橫向延伸成朋友之間的「義」。儒家倡導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為君主對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傳統得以保持，社會倫理也就自然得以維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則是傳統文化中「出世」的部分。佛、道對普通民眾生活的影響可以說無處不在，與道家思想淵源甚深的中醫、氣功、風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國地獄、善惡報應等等思想與儒家倫理一起構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 儒、釋、道信仰給中國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穩定的道德體系，所謂「天不變，道亦不變」。這套道德體系是社會賴以存在、安定和和諧的基礎。 屬於精神層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對道德體系進行通俗化表達。 以四大名著為例，《西遊記》本身就是神話；《紅樓夢》開篇是大荒山無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靈寶玉的對話，這段神話是貫穿《紅樓夢》的線索；《水滸傳》開篇講「洪太尉誤走妖邪」，這段神話是水泊梁山一百單八將的來歷；《三國演義》開始講天災示警，以「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觀結尾。余者如《東周列國志》或《說岳全傳》也都以類似的故事開頭。 這絕非小說家們在創作時的巧合，而是中國知識份子對於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們的文化作品對於後人存在著深遠的影響。以至於中國人談起「義」的時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個概念，而是關羽這個「義薄雲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約三事」、「白馬之圍」、「過五關、斬六將」、「華容道」，最後敗走麥城，「義不屈節，父子歸神」等故事。談起「忠」的時候會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報國」，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等等。 傳統價值觀中對「忠義」的讚美就這樣通過知識份子創作的精彩紛呈的故事淋漓盡致地展現在讀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說教，通過文化的方式具體化，形象化。 道家講「真」，佛家講「善」，儒家講「忠恕」、「仁義」，「外略形跡之異，內證性理之同，……無非欲人同歸於善」。這才是「儒釋道」信仰為根的傳統文化最有價值的地方。 傳統文化中貫穿著「天、道、神、佛、命、緣、仁、義、禮、智、信、廉、恥、忠、孝、節」等等，許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識字，但是對傳統戲劇和評書卻耳熟能詳，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間百姓獲得傳統價值觀的重要途徑。因此，中共對傳統文化的破壞就是直接毀去中國的道德，也是在破壞社會安定祥和的基礎。 （二）共產黨邪說與傳統文化的對立 共產黨的「哲學」可以說和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截然相反。傳統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認為「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論，相信生死輪迴、善惡有報，共產黨不但信奉「無神論」而且「無法無天」；儒家重視家庭觀念，而《共產黨宣言》中明確表示要「消滅家庭」；傳統文化「明夷夏之辨」，《共產黨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視「仁者愛人」，共產黨主張階級鬥爭；儒家主張忠君愛國，而《共產黨宣言》卻倡導「取消祖國」。 共產黨要想在中國奪取並鞏固政權，就必須要先使其敗壞人倫的思想在中國立足，正如毛澤東所說「凡是要推翻一個政權，總是要先造成輿論，總要先做意識形態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產「學說」這個完全靠槍杆子支撐起來的西方思想垃圾無法和中國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禮，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華文化徹底摧毀，馬列「主義」方可在中國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礙中共的獨裁 毛澤東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是和尚打傘──無法（發）無天！」民族文化的存在無疑是中共「無法無天」的巨大障礙。 傳統文化中的「忠」絕不是「愚忠」。在民眾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還有「天」。皇帝並非永遠正確，所以才需要設立諫官指出皇帝的過失，同時中國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記錄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為帝王師」，皇帝做得好與不好是用儒家經典來衡量的。甚至在昏君無道的時候，人們可以起來去推翻他，一如成湯伐桀、武王伐紂，這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來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後，原宋朝皇帝親自出面勸降，文天祥不肯，因為儒家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這都是獨裁的中共無法接受的，因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個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還有「天」、「道」、「神」等在傳統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約束它；它知道用傳統文化的標準去衡量它的所作所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惡極的，只要傳統文化還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稱頌它「偉大光榮正確」；知識份子就會保留「文死諫」、「捨生取義」、「君輕民貴」等價值標準，而不會變成它的應聲蟲兒；全民就無法「統一思想」。 傳統文化中對於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換地」、「戰天鬥地」的障礙；傳統文化中「人命關天」式的對生命的珍視，是中共搞「群體滅絕」恐怖統治的障礙；傳統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惡的最終標準，這等於剝奪中共對於道德的解釋權。因此中共認為傳統文化是它維持政權的巨大障礙。 （四）傳統文化挑戰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傳統文化中包含「有神論」和「天命論」。承認「天命」就得證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運」；承認「有神論」，就得承認「君權神授」。而中共的執政理論是「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的幸福，全靠我們自己」。 中共宣傳「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宣揚「共產主義」是「人間天堂」，而通往「人間天堂」之路就是依靠「無產階級先鋒隊」即共產黨的領導。承認有神論等於直接挑戰了中共的執政合法性。 二、共產黨如何破壞傳統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為其政治服務的。為了攫取、維護和鞏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惡的黨性取代人性，用「假、惡、斗」的黨文化替代中國的傳統文化。這種破壞和替代不僅包含著毀壞看得見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從人的行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變人們傳統的價值觀、人生觀和世界觀。而在另一方面，卻把文化上無關緊要的表象視為「精華」保留下來，再以這些「精華」為門面，將其背後的內涵用黨文化偷梁換柱，然後打著「繼承和發展」中國傳統文化的幌子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 （一）三教齊滅 傳統文化既然以儒、釋、道思想為根，中共破壞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們在世間的具體體現──宗教。 三教在歷史的不同時期都遭到過破壞。以佛教為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四次大的法難，史稱「三武一宗」滅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興道教而滅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滅，但卻尊崇儒教；周世宗滅佛其實僅僅是為了用佛像鑄錢，對於儒教和道教都未觸及。 唯有中共，三教齊滅。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開始毀寺焚經，強迫僧尼還俗，對其它宗教場所的破壞也從未手軟。到了六十年代，中國的宗教場所已經寥寥無幾。文革時「破四舊」就更是一場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舉例來說，中國第一個佛教寺院是東漢初年在洛陽城外營建的白馬寺，為中國「釋源祖庭」。「破四舊」時它自然難逃洗劫。「寺院旁邊有個白馬寺生產大隊，黨支部書記率領農民去革命，亂砸一通，一千多年的遼代泥塑十八羅漢被毀，兩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帶來的貝葉經被焚。稀世之寶玉馬被砸爛。幾年後，柬埔寨流亡君主諾羅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馬寺，周恩來趕緊下令將北京故宮裡的貝葉經和京郊香山碧雲寺的清代十八羅漢運到洛陽，來個冒名頂替，才解決了外交難題。」（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確實是在革中國文化的命。從當年8月份開始，「破四舊」的烈火燒遍中華大地。寺院、道觀、佛像和名勝古迹、字畫、古玩作為「封、資、修」立即成為紅衛兵們的主要破壞對象。以佛像為例，北京頤和園萬壽山頂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經「破四舊」，竟然都五官不全，無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國都如此，連偏遠的縣城也不能倖免，「山西代縣有個天台寺，建於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間，塑像、壁畫甚為珍貴。雖然地處遠離縣城的山溝，『破四舊』者不畏艱險，前去將塑像、壁畫一掃而空。……陝西周至縣境內，有兩千五百年前老子講經授學並留下傳世之作《道德經》的樓觀台。……以他當年講經的『說經台』為中心，方圓十里之內，散布著五十多處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淵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歷史的『宗聖宮』。如今樓觀台等古迹被破壞，道士們則全都被迫離開。按教規，道士出家後永不得刮鬍子、剃頭。現在則被迫剃頭、脫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員，有的還成了當地農家的上門女婿。……山東嶗山道家聖地，太平宮、上清宮、下清宮、斗姆宮、華嚴庵、凝真觀、關帝廟等，『神像、供器、經卷、文物、廟碑全被搗毀焚燒。』……吉林市文廟是全國四大孔廟之一，『破四舊』中嚴重受損。」（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滅法方式 列寧說，「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中共作為一群馬列子孫，對這句話自然心領神會。 釋迦牟尼佛在《大般涅槃經》中預言他涅槃之後，將有魔王轉生成和尚、尼姑與男女居士壞亂佛法。我們當然無從考證釋迦佛具體所指，然而中共對佛教的破壞確實是從「統戰」一些出家人開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黨員，直接打入宗教內部進行破壞。文革的一次批判會上，就有人質問時任中國佛教協會副會長的趙朴初，「你是共產黨員，為什麼信佛教？」 釋迦佛通過「戒定慧」而修成無上正等正覺，因此在涅槃前，他諄諄教誨弟子要「護持禁戒。勿得虧犯。」並警告說「破戒之人。天龍鬼神。所共憎厭。惡聲流布。……死即隨業受地獄苦。經歷劫數。然後得出。復受餓鬼畜生之身。如是轉轉無解脫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風。1952年，大陸成立「中國佛教協會」時，中共派員出席，會中許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規戒律應該廢除，並說這些典章害死了許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張「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飲酒食肉，也都應當自由，誰也不能管。」當時與會的虛雲法師看到佛教將因此面臨消亡的危險而挺身抗辯，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飾。正是這位虛雲法師曾被誣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內，絕其飲食，大小便均不許外出，還被勒令交出黃金、白銀和槍械。虛雲在回答「無有」後，慘遭毒打，頭破血流，肋骨折斷。當時虛雲已經112歲了。軍警將他從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來，看見虛雲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國佛教協會與1957年成立的中國道教協會，在其發起書中都明確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領導下」，實際上就是在「無神論」的共產黨領導之下。同時兩教都表示要積极參加生產建設，貫徹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為了一個世俗化的組織。而那些精進持戒的出家人卻被扣上反革命分子、會道門的帽子，在「純凈佛道教隊伍」的革命口號下被監禁、勞改、乃至處死。即使如西方傳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無法倖免，根據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書的不完全統計，大陸神職人員被冠上『地主』、『惡霸』罪名而殺害的，竟達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三萬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殺害的，達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勞改的達兩萬四千八百人。 宗教無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門，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國」。釋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為尋求清凈寂滅的解脫放棄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穌成道前，撒旦帶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萬國的榮華指給他看，並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耶穌卻不受誘惑。然而被中共統戰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師卻編出了「人間佛教」、「宗教是真理，社會主義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謊話，和「此岸與彼岸並不矛盾」的說詞。鼓勵出家人追求現世的幸福與榮華富貴，改變宗教的教義和內涵。 佛教戒殺，中共「鎮反」時殺人如麻，政治和尚於是編造出「殺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說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間，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線殺人。 再以基督教為例，吳耀宗在1950年搞了個「自治自養自傳」的「三自」教會，號稱要脫離和「帝國主義」的聯繫，並積極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個好朋友因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關進監獄二十多年，受盡毒打欺凌。這位朋友問吳耀宗，「你怎麼看待耶穌所行的神跡呢？」吳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揚棄了。」 不承認耶穌的神跡，就是不承認耶穌的天國。連耶穌的天國都不承認，還能算做基督徒嗎？但是吳耀宗卻作為三自教會的創始人成了政協常委。當他步入人民大會堂時，一定已經完全忘記了耶穌的話「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這是誡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歸於上帝，凱撒的歸於凱撒。」 中共沒收廟產、強迫僧尼學習馬克思主義來洗腦，更強迫僧尼參與勞動，乃至於以鼓勵僧尼結婚的方式來瓦解他們的佛教信仰。譬如1951年三八節前，湖南長沙婦聯會下令全省女尼必須在幾天之內決定結婚！而年輕力壯的男僧人被強迫參軍，送到戰場上去當炮灰！ 中國的各種宗教團體在中共的暴力鎮壓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鎮壓了，剩下的很多還了俗，還有很多是不公開的共產黨員，專門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師的袍服歪曲佛經、道藏、聖經，從這些經典中為中共的運動找根據。 （三）破壞文物 對文物的破壞也是中共摧毀傳統文化的重要部分。在「破四舊」中，多少知識份子珍藏的孤本書和字畫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紙漿。章伯鈞家藏書超過一萬冊，被紅衛兵頭頭用來烤火取暖，剩下的則送往造紙廠打成紙漿。「字畫裱褙專家洪秋聲老人，人稱古字畫的『神醫』，裝裱過無數絕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蘇東坡的竹子、文徵明和唐伯虎的畫。幾十年間，經他搶救的數百件古代字畫，大多屬國家一級收藏品。他費盡心血收藏的名字畫，如今只落得『四舊』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後，洪老先生含著眼淚對人說：『一百多斤字畫，燒了好長時間啊！』」（丁抒《幾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跡，我輩復登臨……」 現代的中國人如果對歷史還稍有記憶的話，吟唱孟浩然的這首詩時恐怕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江山勝跡」也在「破四舊」的狂飆驟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寫下流傳千古的《蘭亭集序》的蘭亭不但被毀，連王羲之本人的墳墓也被毀掉，吳承恩的江蘇故居被砸了，吳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蘇東坡親筆書寫的《醉翁亭記》石碑被「革命小將」推倒，石碑上的字被颳去…… 這些中華文化之精華經過數千年的承傳積澱，一旦毀去即無法還原，但中共卻以「革命」的名義毀得理直氣壯。當我們嘆息於英法聯軍焚毀了「萬園之園」的圓明園，嘆息於那毀於侵略者兵火的傳世巨著《永樂大典》，我們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毀壞要比入侵者更廣泛、更持久、更徹底呢？ （四）精神層面的摧毀 中共除了要在物質層面毀滅宗教和文化之外，還盡其所能的在精神上摧毀人們對於信仰和文化的認同。 舉例來說，中共認為回民風俗屬於「四舊」，於是強迫回民吃豬肉，並命令回民農家和清真寺養豬，規定每戶每年要上交兩頭。紅衛兵甚至強迫藏傳佛教的第二大活佛班禪喇嘛吃大便，命令哈爾濱最大的近代寺廟極樂寺三位僧人舉著一張紙做的牌子，上面寫著「什麼佛經盡放狗屁」。 1971年，林彪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然而在毛家灣搜出的孔子語錄，卻在全國燃起了狂熱的批判孔子的運動。「梁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孔丘其人》把孔子描繪成「開歷史倒車的復辟狂」、「虛偽狡詐的政治騙子」，一系列醜化孔子的漫畫、歌曲接連出世。 宗教與文化的莊嚴神聖感被破壞殆盡。 （五）破壞無遠弗屆 在中國古代，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只到達縣一級，縣以下全部靠宗族自治，因此無論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還是三武一宗滅佛，這種破壞都是一種自上而下的運動，更不可能徹底，佛、儒典籍和思想必然還在民間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空間。而處於青春期的中學生受到中共煽動後進行「破四舊」，卻是一種遍及全國的帶有「自發熱情」的草根運動，同時中共這種「村村都有黨支部」的嚴密社會控制體系，使得這種「革命」運動無遠弗屆，觸及到每一個人，每一寸土地。 同時，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皇帝除了用暴力之外，還像中共一樣用詆毀和謾罵的形式，從人心中根除人們認為最神聖和最美好的東西。意識形態上的消滅，有時候比單純的物質消滅更加有效、更加持久。 （六）改造知識份子 中國的漢字凝聚了5000年文明的精華，從字形、字音到由此組成的成語、典故都包含著深刻的文化內涵。中共除了簡化漢字之外，還曾經推行過拼音化方案，希望從活的語言文字中消除文化中的一切傳統，後來因實在無法實施才作罷。而同樣傳承了傳統文化的知識份子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在1949年以前，中國有大約200萬知識份子，雖然他們中一些人留學西洋，但還是繼承了一部分儒家思想。中共當然不會放過他們，因為作為「士大夫」階層，他們的思想對民間意識形態起著不可低估的作用。 於是在1951年9月，中共從北大開始搞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並要求在此基礎上「開展忠誠老實交清歷史的運動，清理其中的反革命分子」。 毛澤東一向是討厭知識份子的，他說「他們應該知道一個真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份子，其實是比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拿未曾改造的知識份子與工農比較，就覺得知識份子不但精神有很多不幹凈處，就是身體也不幹凈，最乾淨的還是工人農民，儘管他們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 中共對知識份子的迫害是以各種形式的大批判開始的，從1951年批「行乞辦學」的武訓，到1955年毛澤東親自將胡風打成反革命，知識份子還並沒有被大規模的劃成另類。然而到1957年，幾大傳統宗教已經被「統戰」到俯首稱臣時，中共終於騰出手來對付知識份子了，這就是著名的「反右鬥爭」。 1957年2月底，中共號召「百花齊放、百家爭鳴」，鼓勵知識份子給共產黨提意見，並誠懇地表示「言者無罪」。對於中共作為外行卻領導一切，以及鎮反和肅反中濫殺無辜早有不滿的知識份子們以為中共終於開明起來，於是開始說出心裡話，言辭也越來越激烈。 歷史過去多年之後，仍然有許多人認為毛澤東只不過是在知識份子對中共的批判越界的情況下忍無可忍，才奮起反擊的，其實並非如此。 毛在1957年5月15日，就寫下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在黨內高級幹部中傳達，其中說「最近一個時期，右派表現得最堅決猖狂。他們想要在中國這塊大地上颳起一陣7級以上的颱風，妄圖消滅共產黨。」接著，那些對「大鳴大放」並不感興趣的各級黨官忽然變得極其熱心誠懇起來。章伯鈞的女兒在回憶錄《往事並不如煙》中記述道：中共統戰部部長李維漢親自撥電話邀請章伯鈞參加整風座談會，並將他安排在頭排大沙發上。章不知是計，提了很多意見。整個過程中，「李維漢神情怡然。父親大概以為是稱許自己的談話；殊不知，他這是在為獵物墮網而心安。」章伯鈞隨後就成了中國的頭號大右派。 我們不妨看看幾個簡單的日期：章伯鈞的「政治設計院」，5月21日提出；龍雲的「反蘇謬論」，5月22日；羅隆基的「平反委員會」，5月22日；林希翎在北京大學演說，「抨擊中共的封建社會主義」，5月30日；吳祖光的《黨趁早別領導藝術工作》，5月31日；儲安平的「黨天下」，6月1日。這些都是在毛磨好刀後之後，這些知識份子「應邀」發表的言論。 這些知識份子隨後當然都成了「右派」，這樣的「右派」全國有55萬之多。 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精神，「士可殺不可辱」，而中共卻能做到你不受辱我就不給你飯票，連家人都會受到株連。於是很多知識份子就真的屈服了，在這個過程中一些知識份子出於自保的目的而揭發他人，也傷透了很多人的心。而那些真不可辱的知識份子就被殺雞儆猴，見了閻王。 作為傳統社會道德楷模的「士」階層，就這樣消失了。 毛澤東說：「秦始皇算什麼？他只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我們鎮反，還沒有殺掉一些反革命的知識份子嗎？我與民主人士辯論過，你罵我們秦始皇，不對，我們超過秦始皇一百倍。」 其實，他何止坑了儒，更嚴重的是摧毀了他們的信仰和心靈。 （七）偷梁換柱的表面文化 在中共開始改革開放以後，重修了很多寺院、道觀和教堂，也在國內搞廟會，在海外搞文化節。這是中共對殘存的傳統文化的最後一次破壞與利用。這一方面因為中共無法割裂的人性中的善良使「黨文化」走向破產；另一方面，中共要借傳統文化裝潢門面，掩蓋中共「假惡鬥」的邪惡本性。 文化之根本是其道德內涵，末節是娛樂作用，中共以恢覆文化表面的娛樂功能來掩蓋破壞道德內涵的實質。不管中共拿出多少字畫古玩展覽，舉辦多少舞龍舞獅的文化節、食品節，修建了多少畫棟飛檐的建築，都僅僅在恢覆文化表象而非文化精髓，同時也利用這一點增加海內外對中共的文化認同，實質上還是以維護其統治為第一要務的。 再以寺院為例，這本是個晨鐘暮鼓、青燈禮佛的修行場所，或是給紅塵中人懺悔禮拜的地方。修行講究的是清靜無為，懺悔禮拜也要求環境莊嚴肅穆，然而現在卻成了發展經濟的旅遊勝地。真正來到寺院的，有多少是沐浴更衣後，帶著虔誠敬佛的心來反省自己的過失呢？ 修復門面，毀去內涵，這也是中共迷惑世人的策略。無論是佛教、其它宗教還是派生文化，中共就是要使他們淪落到這步田地。 三、黨文化 中共在破壞傳統半神文化的同時，通過不斷的政治運動，在不知不覺中樹立起中共自己的黨文化。黨文化改造了老一代人，毒害了年輕一代，也影響著年幼的一代。其影響極深極廣，甚至包括許多人試圖要揭露中共的時候，也不可避免的會帶著黨文化的烙印，使用中共的善惡標準，思維方式和話語系統。 黨文化除了深得外來馬列邪說之「邪」外，還把中國人幾千年來積累的負面因素，如宮廷鬥爭、結黨營私、整人權術、詭詐權謀和共產黨宣傳的暴力革命、鬥爭哲學有效地結合起來。在幾十年生存危機的掙扎中，不斷充實發展和「發揚光大」其「假惡鬥」的特徵。 黨文化的性質是專制與獨裁，為其政治鬥爭、階級鬥爭服務，它從四個方面構成了黨恐懼專制的「人文」環境。 （一）統治方面 1、封閉文化 共產黨文化是封閉的、壟斷的。沒有思想、言論、結社、信仰等自由。黨的統治好像一套液壓系統，依靠高壓和封閉來維持。一個小小的漏洞都可能造成系統的崩潰。舉例來說，「六四」時不肯與學生對話就是怕開這個口子，一旦開了，工人、農民、知識份子、軍隊就都會要求對話，中國就會走向民主，這就等於挑戰一黨獨裁，因此寧可殺人也不能行這個方便。現在動用數萬網警監控國際互聯網，直接封殺中共不喜歡的海外網站。 2、恐怖文化 共產黨五十五年來是以恐懼壓迫中國人民的靈魂的。高懸的鞭子，高舉的屠刀，不知何時降臨的災難，「規範」了人的行為方式。人們在恐懼中，乖乖地當起了順民。民運人士、自由思想者、體制內的懷疑者、各種信仰團體成員都是殺一儆百的對象，要把異己消滅在萌芽狀態。 3、網路控制文化 中共對社會的控制是全方位的，包括戶口戶籍制度、街道居民委員會制度、各級黨委結構、「支部建在連隊上」、「村村有支部」、過黨、團組織生活等，並提出與之相應的一系列口號，如「守好自己的門，看好自己的人」、「截留上訪」、「堅決落實包保責任和責任追究制，嚴密防控，嚴肅紀律，確保24小時防範管理不失控」、「610辦公室將組織督辦組，不定期對各地，各單位檢查督辦」等。 4、株連文化 中共全然不顧現代社會的法治原則，大搞株連政策，從對「地、富、反、壞、右」家屬的專政，到「出身論」的提出，一直到今天「對因領導不到位，工作措施不力，導致法輪功人員進京滋事的，對主要領導實行追究責任，通報批評。情況嚴重的，給予紀律處分」，「一人煉（法輪）功，全家下崗」，一位職工煉功，扣發全公司的獎金等。中共還提出「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黑五類」等歧視政策，提倡與黨一致，「大義滅親」，並通過人事、組織檔案制度，「外調製度」，「檢舉揭發」，「立功受獎」等進行制度保障。 （二）文宣方面 1、一言堂文化 「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句句是真理」。所有媒體一哄而上，集體幫腔。必要時搬出各級黨、政、軍、工、青、婦領導表態支持，人人過關。 2、鼓吹暴力文化 「八億人，不鬥行嗎？」，「打死白打死」，「超限戰」，「原子彈是紙老虎……就算是死一半人，剩下的一半人還可以在廢墟上重建我們的家園」。 3、煽動仇恨文化 「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成為根本國策，對階級敵人的殘忍被視為美德，宣傳「咬住仇、咬住恨，嚼碎了仇恨強咽下，仇恨入心要發芽。」 4、謊言文化 「畝產過萬斤」，「『六四』天安門沒有死一個人」，「我們已經控制了薩斯」，「當前是中國人權的最好時期」，「三個代表」。 5、洗腦文化 「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 6、馬屁文化 「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一切歸功於黨」，「我把黨來比母親」，「用生命保衛黨中央」，「偉大、光榮、正確的黨」，「戰無不勝」的黨等等。 7、走過場的文化 一個接一個地樹榜樣，抓典型，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教育」，結果運動一過大家該幹什麼還幹什麼，所有的報告會、讀書會、心得交流都成了「認認真真的過場」，社會道德繼續大步倒退。 （三）人際關係方面 1、嫉妒文化 宣傳「絕對平均主義」，「出頭的椽子先爛」，嫉妒有能力和有錢的人。「紅眼病」。 2、人踩人的文化 「面對面的鬥爭，背靠背的揭發」，打小報告、寫黑材料、無中生有和無限上綱都成了靠攏黨組織和積極要求進步的標誌。 （四）潛移默化規範人的內在精神和外在行為方面 1、把人異化成機器的文化 要民眾做「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做黨的馴服工具」，「黨指向哪兒，我們就打向哪兒」。「毛主席的戰士最聽黨的話，哪裡需要到哪裡去，哪裡艱苦哪安家。」 2、顛倒是非的文化 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開槍殺人是為了「換取二十年的穩定」；「己所不欲，要施於人」。 3、自我洗腦絕對服從文化 「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狠斗私字一閃念」，「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統一思想，統一步伐，統一命令，統一指揮」。 4、坐穩奴才位置的文化 「沒有共產黨了，中國就會亂」，「這麼大個中國，除了共產黨，誰能領導得了」，「中國一垮，是世界的災難，所以要幫助共產黨維護其領導」。被共產黨長期壓迫的團體出於害怕和自我保護，時常表現得比共產黨還要左。 凡此種種，還有很多。每個讀者都可能從你親身經歷中找到黨文化的各種因素。 經歷過文革的人可能仍然對樣板戲、語錄歌、忠字舞記憶猶新，對《白毛女》、《地道戰》、《地雷戰》的對白耳熟能詳，實際上中共就是通過這些文藝形式對人進行洗腦，把中共多麼「英明偉大」，對敵鬥爭多麼「艱苦卓絕」，黨的戰士對黨多麼「赤膽忠心」，可以為黨犧牲一切，而敵人是多麼愚蠢狠毒等等強行灌輸到人的腦子裡，把共產黨所需要的價值觀通過日復一日的宣傳強加給每一個人。今日回頭去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整個主題和表現方式都是「殺，殺，殺」。 同時中共還創造出它自己的一套話語系統，謾罵式的大批判語言、肉麻的歌功頌德語言、空洞無物的官樣八股文章等等，使人一說話就不自覺地墮入「階級鬥爭」和「歌頌黨」的思維模式中去，用話語霸權代替心平氣和的說理。它對宗教辭彙的濫用，更是在扭曲辭彙的內涵。 真理前進一步就是謬誤，黨文化在某種程度上還對傳統價值觀進行濫用。比如傳統文化中講「信」，共產黨也講，但是它講的是「對黨要忠誠老實」；傳統文化中講「孝」，共產黨可以把不贍養父母的人抓到監獄裡去，但卻是因為兒女不贍養父母，父母就成了政府的「負擔」，而共產黨需要的時候，兒女還要和父母劃清界限；傳統文化講「忠」，但「君輕民貴，社稷為重」，共產黨講的「忠」是「愚忠」，要「相信到迷信的程度，服從到盲從的程度」等等。 中共常用的辭彙十分具有迷惑性。比如他把國共內戰時期稱為「解放戰爭」，好像是把人民從壓迫中「解放」了出來；把1949年以後稱為「建國以後」，而實際上在中共之前中國早已存在，中共只不過是建立了一個新的政權而已；把三年大饑荒稱之為「三年自然災害」，其實根本不是自然災害，而是徹頭徹尾的人禍。然而人們在耳濡目染，天天使用這些辭彙時，卻會不知不覺地接受中共想要灌輸給人的概念。 傳統文化中把音樂作為節制人慾的方式。《史記》的《樂書》上說人的天性是好靜的，感知外物以後就會影響人的情感，並按照自己的心智產生好惡之情，如果不加以節制的話，人就會被無窮無盡的外部誘惑和內心好惡同化而做出許多壞事，所以先王製作禮樂來節制人。歌曲要「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既抒發感情，又對感情有所節制，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這樣美好的東西卻被共產黨拿去作為給人洗腦的手段，像「社會主義好」、「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等等歌曲從幼兒園開始要一直唱到上大學，在哼唱的過程中，讓人潛移默化地接受了歌詞中所表達的意思。中共更把民間流傳下來的最好聽的民歌直接盜用其曲調，填上歌頌黨的歌詞，既破壞傳統文化又為黨服務。 被中共奉為經典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把文化和軍事稱為「文武兩個戰線」，並稱只有拿槍的軍隊是不夠的，還要有「文化的軍隊」，規定「文藝服從於政治」，「無產階級的文學藝術……是整個革命機器中的『齒輪和螺絲釘』」。由此派生出的一整套以「無神論」和「階級鬥爭」為核心的「黨文化」和傳統文化完全背道而馳。 「黨文化」確實為中共打江山、坐江山立下了汗馬功勞，與軍隊、監獄、警察一樣同屬暴力機器，只不過提供的是另一種暴力——「文化暴力」。這種文化暴力對五千年傳統文化的破壞渙散了人心，也渙散了民族的凝聚力。 當今許多中國人已經對傳統文化的精髓一無所知，甚至把50多年的「黨文化」等同於中國5000年的傳統文化，這是中國人的悲哀。許多人在反對傳統文化的時候，也並不清楚，他們實際反的是中共「黨文化」，而不是中國真正的傳統文化。 許多人希望用西方的民主制度取代中國的現行制度。實際上西方民主也是建立在以基督教為主的文化基礎上的，主張「人人在上帝面前平等」，尊重人性和人的選擇。中共這樣專制、非人的「黨文化」怎麼可能作為西方的民主制度的基礎呢？ 結語 傳統文化實際上從宋代開始不斷遭到破壞而發生對傳統的背離，「五四」以後，一些急功近利的知識份子也試圖從否定傳統文化，靠攏西方文明中尋找中國的出路。但是文化領域的衝突與演變一直是學術性的爭鳴，而沒有國家暴力的介入。中國共產黨的出現，把文化的衝突上升到關係中共自身存亡的高度，因此它對文化採取了搗毀砸爛式的直接破壞和「取其糟粕，去其精華」式的和濫用式的間接破壞方式。 民族文化的破壞過程也是建立「黨文化」的過程。共產黨在人們心中顛覆著良知理念，使人們背離民族的傳統。民族文化徹底摧毀之日，也就是民族名存實亡之時，這絕非危言聳聽。 同時民族文化的破壞還帶給我們意想不到的物質傷害。 傳統文化是「天人合一」的，人與自然要和諧共處；共產黨號召「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中國現在生態環境的嚴重破壞與黨文化有著直接的關係。僅以水資源為例，中國人拋棄了「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的傳統，對自然進行瘋狂的掠奪和污染，目前中國五萬公里河流，有四分之三以上魚類無法生存，地下水污染比例十幾年前就超過了三分之一，現在仍然在繼續惡化。淮河上甚至出現這樣的「奇觀」：小孩在油污的河面玩耍，一點火星落入水面，立刻躥起5米多高的火焰，周圍的十幾棵柳樹被燒毀，可想而知在此地生活的人飲用這樣的水怎能不生各種癌症和怪病。西北地區的荒漠化、鹽鹼化，工業發達地區的污染，都與人心中失去對自然的敬畏有關。 傳統文化敬畏生命，中共號召「造反有理」、「與人斗其樂無窮」，可以以革命的名義整死、餓死幾千萬人，由此帶來人們對生命的漠視，造成了假貨、毒貨的流行。以安徽阜陽為例，許多本來健康的孩子在餵養期間開始出現四肢短小，身體瘦弱，尤其是腦部顯得偏大，並有8名嬰兒因這種怪病而夭折。究其原因，是黑心的商人為賺錢而販賣毒奶粉。有人用激素和抗菌素喂螃蟹、蛇、烏龜，用工業酒精兌假酒，用工業油拋光大米，用工業用增白劑漂白麵粉，河南省一個縣有八年的時間用垃圾油、泔水油、白土油等致癌物質生產有毒的「食用油」，月產上千噸……這些有毒食品絕不是局限在一時一地，而是遍布全國的普遍現象。這與文化破壞後，人心失去道德約束，而一味地追求物質享樂息息相關。 與「黨文化」絕對的壟斷和排他性不同的是，傳統文化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唐代的鼎盛時期，佛家思想、基督教和其他西方宗教都可以與道家、儒家思想和諧共處，真正的傳統文化對於現代西方文明也必然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姿態。亞洲四小龍形成了「新儒家文化圈」，它們的騰飛已經證明傳統文化並非社會發展的阻礙。 同時，真正的傳統文化以人內心的喜悅而非外在的物質享受來衡量人的生活品質。「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心？」。陶淵明窮困但並不潦倒，依然有「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的閒情逸緻。 實際上如何發展生產，採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並不是文化要回答的問題，它只是在道德領域起著重要的引領和約束作用。真正的傳統文化回歸應該是恢復人對天、地、自然的謙卑，對生命的珍視和對神的敬畏，讓人與天地自然和諧共處。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對更新

【九評之五】評江澤民與中共相互利用迫害法輪功 前言 一、相似的發家史帶來相同的危機感 二、江澤民與中共同樣懼怕「真善忍」 三、江澤民和中共之間相互利用 四．江澤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輪功 五．江澤民從內部打倒了中共 結語 前言 張付珍，女，約38歲，原山東省平度市現河公園職工。她於2000年11月份上北京為法輪功伸冤，後被綁架。知情人說，公安強行把張付珍扒光衣服、剃光頭髮、折磨、侮辱她；把她成「大」字形綁在床上，大小便都在床上。爾後，公安強行給她打了一種不知名的毒針。打完後，張付珍痛苦得就像瘋了一樣，直到她在床上痛苦地掙扎著死去。整個過程「610」的大小官員都在場觀看。（明慧網2004年5月31日報導） 楊麗榮，女，34歲，河北省保定地區定州市北門街人，因修鍊法輪功，家人經常被警察騷擾恐嚇。2002年2月8日晚，在警察離去後，作為計量局司機的丈夫怕丟掉工作，承受不住壓力，次日凌晨趁家中老人不在，掐住妻子的喉部，楊麗榮就這樣凄慘的丟下十歲的兒子走了。隨後她丈夫立即報案，警察趕來現場，將體溫尚存的楊麗榮剖屍驗體，弄走了很多器官，掏出內臟時還冒著熱氣，鮮血嘩嘩的流。一位定州市公安局的人說：「這哪是在解剖死人，原來是在解剖活人啊！」（明慧網2004年9月22日報導） 黑龍江省萬家勞教所，一個懷孕約六到七個月的孕婦，雙手被強行綁在橫樑上，然後，墊腳的凳子被蹬開，整個身體被懸空。橫樑離地有三米高，粗繩子一頭在房梁的滑輪上，一頭在獄警手裡，手一拉，吊著的人就懸空，一鬆手人就急速下墜。這位孕婦就這樣在無法言表的痛苦下被折磨到流產。更殘忍的是，警察讓她的丈夫在旁邊看著他妻子受刑。（明慧網2004年11月15日對在萬家勞教所遭受一百多天酷刑的王玉芝的採訪報導） 這些觸目驚心的慘案，發生在現代中國，發生在受迫害的法輪功學員身上，而且只是五年來持續迫害中無數慘案的冰山一角。 改革開放以後，中共力圖在國際上塑造一個正面、開明的形象，然而近年來對法輪功的迫害之血腥與非理性，範圍之廣，力度之大，手段之殘忍，再次讓國際社會看到中共真實的一面，成為中共最大的人權污點。在人們習慣於把責任推到警察的低素質，誤認為中共在改良進步的時候，這場從上到下無所不在系統性的和制度性的對法輪功的殘酷迫害，徹底打破了人們的幻想。許多人在思考為什麼這場血腥而又荒謬的迫害能夠在中國發生？為什麼二十多年前剛剛對文革「撥亂反正」，今天又重新落入歷史的邪惡循環？為什麼以「真善忍」為原則的法輪功弘傳世界60多個國家和地區，只有在中國遭到迫害？在這場迫害中，江澤民和中共到底是什麼關係？ 江澤民無德無能，如果沒有中共這樣一架運轉精準、專以殺人和謊言為事的暴力機器相助，他絕沒有能力發動一場波及全中國甚至海外的群體滅絕式迫害；同樣，中共在當前的開放政策與世界接軌的國際大氣候下，如果沒有江澤民這樣一個剛愎自用、一意孤行的邪惡的獨裁者，中共也難以逆歷史的潮流而動。正是江澤民與共產邪靈互相呼應、共鳴，恰如攀登雪山者的聲音與積雪共振可以發生雪崩式的災難性後果一樣，江澤民和中共相互利用，將鎮壓之邪惡放大到史無前例的地步。 一、相似的發家史帶來相同的危機感 江澤民是在1926年應劫而生的。與中共一直向人民隱瞞其血腥的發家史一樣，江澤民也一直向中共和人民掩蓋他自己的漢奸歷史。 江澤民17歲那年，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經如火如荼。在愛國青年紛紛奔赴前線進行抗日救亡運動的時候，江澤民卻選擇了汪精衛偽政府1942年在南京創辦的偽中央大學接受高等教育。據多方調查，其原因是江澤民的生父江士俊在日本佔領江蘇期間任侵華日軍反華宣傳機構的高官，是一個真正的漢奸。 在賣國當漢奸方面，江澤民與中共如出一轍，對中國人民缺乏感情，可以肆意屠殺中國人民。 在中共取得內戰勝利後，江澤民為混入中共謀求富貴，謊稱自己過繼給了早年加入中共，後來被土匪亂槍打死的叔父江上青，並利用這個關係，幾年時間，就從一個處級幹部升任電子工業部副部長。一望可知，江的升遷並非依靠本事，而是靠拍馬屁和人際關係上的鑽營。在江澤民任上海市委書記期間，對每年到上海過春節的李先念、陳雲等黨內大老極盡巴結之能事，曾為給李先念送一塊生日蛋糕，而以上海市委書記的身份在大雪地里站立恭候數小時之久。 1989年的「六四」屠城是江澤民生涯中的另一個轉折點，他依靠強力鎮壓敢言的《世界經濟導報》、軟禁人大委員長萬里和支持血腥鎮壓學生而成為中共總書記。早在屠城之前，江澤民就給鄧小平送上密信，要求採取「果斷措施」，否則「就會亡黨亡國」。15年來，江更以「穩定壓倒一切」為名，對一切異議人士和獨立信仰團體大肆鎮壓屠殺。 中俄雙方從1991年起勘分邊界，江澤民全面承認了沙皇俄國和前蘇聯對中國的侵略，全面接受了自《璦琿條約》開始的所有中俄不平等條約，出賣的中國領土達一百多萬平方公里。 縱觀江澤民的簡歷，他以漢奸長子冒充烈士遺孤，親身實踐共產黨的「騙」字訣；支持屠殺學生，鎮壓民運和信仰人士，親身實踐共產黨的「殺」字訣；中共曾作為共產國際遠東支部處處聽命於蘇聯，江澤民則無償獻上土地，親身實踐共產黨的「賣」字訣。 江澤民和中共具有相似的不光彩發家史，這註定了二者對權力都有著極度的不安全感。 二、江澤民與中共同樣懼怕「真善忍」 國際共運的歷史是用上億人的血寫成的。每一個共產國家幾乎都有斯大林式的肅反。濫殺無辜動輒以百萬、千萬計。上世紀九十年代，蘇聯解體、東歐劇變，共產陣營幾乎一夜之間丟掉了大半壁江山。中共從這件事汲取的教訓是：停止鎮壓、廣開言路就等於自取滅亡。如果廣開言路，血腥暴行如何掩蓋？意識形態上的欺騙如何自圓其說？如果停止鎮壓，人民豈不是沒有了恐懼的威脅，而敢於選擇共產黨以外的生活方式和信仰？共產黨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何在？ 中共萬變不離其宗，所以欺騙民眾一定要欺騙到死，鎮壓人民就一定要鎮壓到底，這就是「六四」後高喊「把一切不穩定的因素消滅在萌芽狀態」的江澤民在極度恐懼中得出的結論。 此時，中國卻出現了法輪功。雖然法輪功在一開始被許多人認為是具有祛病健身奇效的氣功，然而人們卻漸漸注意到法輪功的核心並不是其簡便易行的五套功法，而是以「真善忍」指導人們做一個好人。 （一）法輪功講「真善忍」，共產黨講「假惡鬥」 法輪功倡導「真」，這包括說真話、做真事。而中共卻一直依靠謊言洗腦。如果人人講真話，民眾就會知道中共原來是靠投靠蘇聯、殺人、綁架、逃跑、種鴉片、假抗日等等起家，「不說假話辦不成大事」，建政之後又在歷次運動中欠下累累血債，這對中共來說簡直是末日臨頭。 法輪功倡導「善」，包括遇事考慮他人，與人為善。而共產黨一直提倡「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中共的模範英雄雷鋒說「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冷酷無情」。其實中共不但對敵如此，對待自己人也好不到哪兒去。中共的開國元老、元帥，包括國家主席都受到過毫不留情的批鬥、毒打和酷刑。對於「階級敵人」的屠殺則更令人髮指。如果「善」在社會上佔據上風，那些以「惡」為基礎的暴政和群眾運動就無法出現。 《共產黨宣言》說：「至今一切社會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這代表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和世界觀。法輪功則倡導出現矛盾時反思自己的問題，這種世界觀無疑是向內自省的，與中共向外的鬥爭哲學截然對立。 鬥爭卻是共產黨獲得政權和維持生存的主要手段。周期性地發動整人的政治運動，就是讓自己不斷充電，「煥發革命鬥志」。這種暴力與謊言的再加強再熟悉過程，也是刷新人們恐懼，從而維持其統治的過程。 從意識形態上來說，共產黨的賴以生存的「哲學」與法輪功的教導是截然對立的。 （二）信仰使人無畏，而中共卻要靠恐懼維持政權 認識和掌握了真理的人是無畏的。基督教曾經過將近300年的迫害，無數的基督徒被羅馬皇帝砍頭、燒死、淹死，甚至直接喂獅子，但基督徒沒有屈服；歷史上佛教在經曆法難時，也都有類似的堅貞表現。 無神論宣傳的一個重要目的就是讓人相信沒有天國地獄、沒有善惡報應，從而放棄良心的束縛，轉而看重現實的榮華與享樂。此時對人性中的弱點才可利用，威逼、利誘才會充分發揮效力。而信仰者能夠看穿生死，看破紅塵，此時世俗的誘惑與生命的威脅變得輕如鴻毛，使共產黨失去控制人的著力點。 （三）法輪功在道德上的高標準使中共很難堪 1989年「六四」天安門屠殺之後，中共的意識形態徹底破產，尤其是1991年8月蘇共垮台和隨之而來的東歐劇變，給中共帶來極大的恐懼和壓力，內外交困的形勢使其統治合法性和生存受到了空前的挑戰。此時中共已經無法用馬、列、毛的原教旨主義整合其黨徒，而轉向了用全面腐敗來換取黨徒的忠心。換句話說，只要誰跟著黨，黨就允許他通過貪污等方式換取不入黨就得不到的好處。尤其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中國從官倒橫行到房地產和股市的投機，從包二奶到走私遍地，黃賭毒蔓延。雖不能說「洪洞縣內無好人」，但民間對於中共反腐早已失去信心，認為中高級幹部的腐敗比例超過一半以上。 此時法輪功學員修鍊「真善忍」，展示出來的道德風貌打動了民眾尚存的內心善良，引來上億民眾的敬意，參與修鍊，法輪功這面道德的鏡子照出了中共的一切不正。 （四）法輪功的發展與管理方式讓中共十分嫉妒 法輪功的發展方式是人傳人，心傳心，採取的管理方式是來去自由，鬆散管理。這與中共的嚴密組織十分不同。儘管如此，中共每周一次乃至多次的政治學習、組織生活卻形同虛設。黨員對黨意識形態的認同幾乎等於零，而法輪功修鍊者則自覺實踐著「真善忍」。同時，法輪功對人身心健康的改善，使修鍊人數快速增長，修鍊者自覺自愿地學習李洪志先生的系列著作並自費弘法。短短七年的時間，就從無到有，發展到一億人。當時，中國幾乎所有的公園，都有法輪功晨煉時的功法音樂聲。 共產黨說法輪功和中共「爭奪」群眾，是「宗教」，實際上法輪功帶給了人一種文化和生活方式，是中國人失落已久的祖宗文化和傳統的根。法輪功之所以讓江澤民和共產黨如此害怕，是因為這種傳統的道德一旦和群眾溶為一體，則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其迅速擴大的趨勢。這種久遠傳承的價值觀被共產黨幾十年硬給切斷和篡改，重新拾回傳統本身就是歷史的選擇，一種廣大群眾經歷苦難後自己選擇的回歸，這種選擇的必然結果就是明辨是非，拋棄邪惡，當然也就是對共產黨的一套從根本上的否定和拋棄。這就等於點了中共的死穴。尤其當修鍊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中共黨員人數的時候，中共發自內心的恐懼與嫉妒可想而知。 同時，中共對社會是一控到底的，農村是「村村都有黨支部」，城市中黨支部深入到街道辦事處，軍隊、政府和企業的最基層都有黨的組織。這種絕對的壟斷性和排他性是中共維持政權的重要手段，《憲法》中美其名曰「堅持黨的領導」。而法輪功的修鍊者顯然更願意以「真善忍」為標準。在中共看來，這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否定黨的領導」。 （五）共產黨認為法輪功信仰「有神論」危及其執政合法性 真正的有神論信仰，對於共產黨一定是重大挑戰。因為共產黨的執政合法性來源就是所謂的「歷史唯物主義」，因為要建立「人間天堂」，所以只能依靠人間的「先鋒隊」，也就是「共產黨」的領導。同時「無神論」使得道德善惡可以被共產黨隨意解釋，因此也就根本無真正道德善惡可言，民眾只要記得黨永遠「偉大光榮正確」就行了。 然而有神論給了民眾一套不變的善惡標準，對法輪功修鍊者來說，一件事情對不對是用「真善忍」來衡量。這對於中共一貫的「統一思想」顯然也成了障礙。 如果總結下去還有很多原因，但是上述五個原因中的任何一個對中共都十分致命。其實江澤民鎮壓法輪功也可以說出自於同樣的原因。 江澤民靠謊報簡歷起家，當然害怕「真」；以鎮壓民眾而飛黃騰達，當然不喜歡「善」；以勾心鬥角的黨內鬥爭維持權力，當然不愛聽「忍」。 江澤民心眼之小，妒嫉心之強，從一件小事上可見一斑。浙江省餘姚縣（現在改為市）有個「河姆渡遺址博物館」，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當時的「河姆渡遺址博物館」的招牌題詞是由喬石所寫。1992年9月，江澤民去參觀時看到喬石寫的題詞，臉就陰沉得很厲害。陪同人員很緊張，因為他們知道一方面江容不下喬石，另一方面江愛出風頭，走到哪裡題詞要擺到哪裡，連去「濟南市公安局交警支隊」和「鄭州市退休工程師協會」都要題詞。博物館領導不敢怠慢心胸狹窄的江澤民，於是在1993年5月，借口博物館整理後重新對外開放，換上了江澤民的題字。 毛澤東號稱「雄文四卷」，《鄧小平文選》里也有一套「貓論」的實用主義思想，江澤民費盡腦汁只想出來三句話，還要號稱「三講」。印成書後，經過中共組織系統層層推廣，強制訂購才銷出去，而黨員不但對江澤民沒有絲毫尊敬，反而到處流傳他與女歌星的緋聞，以及他在國外賣唱「我的太陽」，在西班牙國王面前梳頭等等臭事。法輪功創始人平民出身，講法時各路教授、專家、留學生雲集，許多博士、碩士甚至不遠萬里飛去聽法。李洪志先生洋洋洒洒講上幾個小時不需要草稿，隨即把講課錄音直接抄錄到紙上就可出版成書，這都令虛榮、妒嫉、心胸狹窄的江澤民無法忍受。 江澤民的生活極其荒淫腐化，花費9億給自己購置豪華專機，動輒拿出國庫里上百億人民幣交給兒子做生意，利用裙帶關係把所有的親屬和親信提拔成部級以上的高官，庇護親信貪污犯罪，無所不用其極。因此，江顯然十分懼怕法輪功的道德力量，更害怕法輪功講的天堂地獄、善惡報應是真的。 江澤民雖然掌握中共最高權力，但是由於缺乏政績和才能，時時擔心自己在中共殘酷的權力鬥爭中被趕下台，對其「核心」權威非常敏感。為了清除異已，江澤民耍陰謀詭計除去政敵楊尚昆、楊白冰兄弟。在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和2002年的中共十六大，江澤民把異己趕下台，自己卻不顧有關規定，戀權不退。 1989年，中共新的總書記江澤民等有次舉行中外記者會，當一個法國記者問及一個女大學生因「六四」被發配到四川農場搬磚，當地農民多次強姦了她。江回答說：「我不知道你說的事情是否是事實。她是暴徒。如果是真的，那也是罪有應得。」文革中張志新在中共監獄裡被輪姦和割喉，這在江澤民看來也都是「罪有應得」。由此可見江澤民的流氓變態和殘暴人格。 概括地說，江澤民的陰暗心理、獨裁權欲、殘暴人格和對「真善忍」的恐懼成為江澤民無端發起鎮壓法輪功的原因。這與共產黨組織是高度一致的。 三、江澤民和中共之間相互利用 雖然江澤民一心想要「消滅」法輪功來發泄私憤，不過，江澤民熱衷於賣弄自己和玩弄政治權術，其無能和不學無術廣為人知，對於紮根於中國傳統文化、有著廣泛社會基礎的煉功群眾，江澤民一個人幾乎無能為力。然而恰好中共這台暴政機器已經磨礪成熟，並且也要剷除法輪功，作為共產黨總書記的江澤民於是因風吹火，輕輕按下了啟動鎮壓的按鍵。二者在鎮壓上的呼應共鳴，恰如登山者的吼聲造成雪崩效應一樣。 在江下達鎮壓命令之前，中共對法輪功的討伐、監視、調查和羅織罪名早已開始，因為中共這一邪靈邪教組織固有的邪惡已本能地感到了「真善忍」對其存在的威脅，更不能容忍如此龐大而且仍在快速增長的煉功群體。從1994年起，中共公安人員就在法輪功中卧底，但未發現任何問題，甚至許多卧底人員也煉起了法輪功。1996年，《光明日報》違背對氣功的「不宣傳、不干涉、不打棍子」的「三不」政策，發表文章，在思想領域無端批判法輪功。之後，來自公安和頂著「科學家」頭銜的政客對法輪功的騷擾一直不斷。1997年初，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羅干利用職權授意公安部門在全國範圍對法輪功進行了一場調查，意在羅織罪名取締法輪功。在各地做出「尚未發現任何問題」的結論後，羅干於1998年7月又通過中國公安部一局（也稱政治保衛局）發出公政第555號《關於對法輪功開展調查的通知》，先把法輪功定罪為「邪教」，然後再讓全國各地公安部門進行系統性「卧底調查」、搜集證據。調查結果依然一無所獲。 當中共作為一個邪靈組織已經開始要動手的時候，還有一個最關鍵的啟動鎮壓機器的人。此時中共領導人的處理就會起到重要作用。作為一個個體，中共黨魁可以同時具有人性中的善和惡，如果其選擇「善」，那麼就可以暫時抑制中共邪惡黨性的發作；如果其選擇了「惡」，那麼中共的邪惡黨性就充分地暴露出來。 在「六四」之時，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無意鎮壓學生，但是掌握中共的八大老執意鎮壓。鄧小平當時說：「殺20萬人，換來20年的穩定。」這「換20年的穩定」實質上是要換中共20年的政權，這符合了中共獨裁專制的根本目的，所以就被中共接受了。 在法輪功問題上，當時中共政治局七個常委中，也只有江澤民執意鎮壓。江澤民提出的借口是關係到「亡黨亡國」，這觸動了中共最敏感的神經，加強了中共的鬥爭意識。江澤民維護個人權力和中共維持一黨獨裁在這裡取得了高度的統一。 1999年7月19日晚，江澤民主持召開了中共高層會議，以權代法，親自「統一」了認識，親自拍板做出全面鎮壓的決定，以中國政府的名義全面取締法輪功，欺騙了世人。於是中共以及中共控制的中國國家政權和暴力機器開足了馬力，鋪天蓋地鎮壓無辜法輪功民眾。 由此，我們可以設想一下，如果當時中共的總書記不是江澤民，而是另外一個人，這場鎮壓就可能不發生，從這個意義上講，共產黨利用了江澤民。 反過來講，如果共產黨不是因為其血債和危機感，不是因為其十惡俱全的流氓、反天理和滅絕人性的本性，它也不會認為法輪功是個威脅。沒有中共對社會無孔不入的全面控制，江澤民的鎮壓意志也不可能得到組織保障、財政保障、文宣保障、外交保障、人員保障、設備保障以及監獄、警察、國安、軍隊和所謂的宗教、科技、民主黨派、工會、團委、婦聯等的支持。從這個角度看，江澤民利用了共產黨。 四、江澤民如何利用中共迫害法輪功 江澤民利用中共「全黨服從中央」的組織原則，和中共所掌握的國家機器，包括軍隊、媒體、公安、警察、武警、國安、司法系統、人大、外交、偽宗教團體等等為迫害法輪功服務。中共的軍隊、武警直接參加綁架、抓捕法輪功學員，媒體替江氏集團散布謊言抹黑法輪功，國家安全系統為江澤民個人服務，提供、收集材料，製造謠言、提供假情報。人大和司法系統為江澤民和中共的犯罪行為披上「合法」、「法治」等等外衣，矇騙各界人民，淪落為江澤民的工具和保護傘，公安、檢察、法院執法犯法，充當江澤民的打手。外交系統在國際上散布謊言，用政治、經濟利益誘惑、收買一些外國政府、政要和媒體，對法輪功遭受的迫害保持沉默。 江澤民在1999年部署鎮壓法輪功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聲稱：「我就不信共產黨戰勝不了法輪功」，煽動和加強了中共的鎮壓意志和氣焰。在整個鎮壓的部署上，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鍊者實施了所謂「名譽上搞臭、經濟上搞垮、肉體上消滅」的三大方針，由此展開了一場全面的鎮壓運動。 （一）動用媒體封鎖消息 「名譽上搞臭」的實施，是由中共絕對控制的媒體進行的。1999年7月22日，在開始抓捕法輪功學員的第三天，中共控制的媒體開始了鋪天蓋地的反法輪功宣傳，以北京的中央電視台為例，在1999年期間，中央電視台每天動用7個小時播出各種事先製作的節目，以大量歪曲篡改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的講話開始，加上所謂自殺、他殺、有病拒醫死亡等案件，極盡能事對法輪功及其創始人進行誣衊和抹黑宣傳。 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把李洪志先生在一次公開場合表示「所謂地球爆炸的事情是不存在的」中的「不」字剪掉，並以此誣衊法輪功宣傳「世界末日」。更有甚者，以移花接木等手段，把普通刑事罪犯的犯罪行為移植到法輪功學員頭上，以欺騙世人。如京城瘋子傅怡彬殺人、浙江乞丐毒殺案等等神經病、殺人犯都栽贓到法輪功頭上，然後利用媒體煽動不明真相的民眾對法輪功產生無端仇恨，為不得民心的血腥迫害尋找借口和支持者。 中共絕對控制的兩千家報紙，一千多家雜誌，數百家地方電視台和電台，全部超負荷開動起來，全力進行誣衊法輪功的宣傳。而這些宣傳，再通過官方的新華社、中新社、中通社和海外中共媒體等，散播到海外所有的國家。據不完全統計，在短短的半年之間，中共媒體在海內外對法輪功的誣衊報導和批判文章，竟然高達三十餘萬篇次，毒害了無數不明真相的世人。 中國駐外使領館也擺放大量所謂揭批法輪功的畫冊、光碟和單行本；外交部網站上，專門開闢所謂揭批法輪功的專題欄目。 不僅如此，1999年底，江澤民更是赤膊上陣，在紐西蘭舉行的亞太高峰會上，把中共製作的誣衊法輪功的小冊子，人手一冊發到與會的十多個國家的元首手中，這種低劣手法在國際上讓人恥笑。在法國，江澤民又一次違反中國憲法，更直接通過外國媒體宣布法輪功為「邪教」，以圖達到其「名譽上搞臭」的目標。 一時間黑雲壓城，大有文革再來的肅殺勢頭。 最為惡劣的，是在2001年1月導演了一場所謂的「自焚」鬧劇，並通過新華社以從未有過的速度向全世界散播，嫁禍法輪功。這場鬧劇，後被包括服務於聯合國的國際教育發展組織（IED）在內的多個國際組織認定為虛假編造。在面對質詢的時候，一名參與制作電視節目的工作人員辯稱，中央電視台所播放的部分鏡頭，是「事後補拍」的，鎮壓者的流氓本性暴露無遺。人們不禁發出疑問，那些「視死如歸的法輪功弟子」，怎麼會和中共當局如此合作？ 謊言是害怕陽光的。在造謠誣衊的同時，中共全力封鎖消息，對所有有關法輪功的海外新聞，以及各種法輪功學員的合理申辯，都無情地予以封鎖滅殺。所有法輪功的書籍和其他資料，統統予以銷毀，所有試圖採訪中國法輪功學員的外國新聞媒體，一律採取極端應對措施，或把記者趕出中國，或者威脅海外媒體，以市場利益迫其自律收聲。 對試圖把法輪功真實情況以及當局殘酷鎮壓資料傳遞到海外的法輪功學員，中共當局也採取了極端和血腥的打壓手段。例如，遼寧省大石橋市南樓經濟開發區東江村 60歲左右的婦女李艷華，2001年2月19日散發法輪功真相資料時，被警察綁架，然後被活活打死，警察為掩蓋罪行，誣陷她是「痴迷法輪功而死」。僅清華大學，就有10多名教師和學生因傳遞法輪功資料而被中共判以重刑。重慶大學女研究生、法輪功學員魏星艷被強姦一案被揭露後，有7名重慶法輪功學員被判重刑。 （二）罰款抄家剝奪生存權利 「經濟上搞垮」是由整個中共國家機器進行的。在被鎮壓的五年以來，數十萬中國法輪功弟子被施以恐嚇性罰款，少則數千元，多達幾萬元。這些罰款，沒有任何法律條款作為根據，由地方政府、單位組織和派出所、公安局隨意進行，被罰款人也不會收到任何法律文件作收據。 抄家，既是一種經濟掠奪方式，又是一種恐嚇方式。堅持修鍊法輪功的學員，隨時面對警察的抄家，抄家者拿走現金和財物，在農村，有時候甚至連家中的存糧也不放過。同樣的，這些被抄走的財物沒有任何收據，大多由執行抄家任務的人中飽私囊。 同時，法輪功學員也面臨下崗失業的懲罰，農民則面對收回土地的威脅。中共甚至連已經退休的老人也不放過，許多退休的老年人被停發或少發退休金，收回所居住房。一些從事商業活動的法輪功學員，則被沒收財產，凍結銀行存款。 在執行這些政策的時候，中共採取了連坐的政策，凡是單位企業有法輪功學員，單位領導人和職工被迫停發獎金，停止晉陞，以在社會上製造對法輪功學員的仇恨。而法輪功學員的家屬，也被面臨下崗失業、小孩失學、住房收回等等威脅。所有這些，目的都是為了截斷所有法輪功學員的經濟來源，以迫使其放棄信仰。 （三）酷刑折磨肆意殺戮 最血腥的「肉體上消滅」則基本上由公檢法系統執行。據明慧網的不完全統計，1999年7月20日以來的5年多時間中，通過民間途徑傳出、並且得到證實的至少已有1143名法輪功學員被迫害致死。迫害致死案例分布在全中國30多個省、自治區、直轄市。截止2004年10月1日，死亡案例高發地區依次為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四川、湖北等。其中年紀最小的亡者只有10個月（山東省煙台棲霞寺口鎮南橫溝村法輪功學員王麗萱的兒子孟昊），年紀最大的 82歲（四川省南充市營山縣青山鄉二村法輪功學員楊永壽），婦女約佔51.3%，50歲以上的老人約佔38.8%。有中共官員私下透露，被迫害致死的法輪功學員數目，實際上遠遠高於這個數字。 而施加在法輪功學員身上的各種酷刑，更是多不勝數，毆打、鞭打、電刑、冷凍、捆綁、長時間鐐銬、火燒、烙燙、吊刑、長時間站、跪、竹籤和鐵絲穿扎、性虐待、強姦等等等等。2000年10月，遼寧省馬三家教養院看守人員將18名女學員衣服剝光後把她們投入男犯監牢……。所有這一切，斑斑在冊，罄竹難書。 濫用「精神病治療」也是迫害法輪功學員的眾多酷刑之一。正常、理智、健康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關進精神病院，被注射破壞中樞神經系統的不明藥物，有的全身癱瘓或局部癱瘓；有的雙目失明，兩耳失聰；有的身體肌肉、器官腐爛；有的部分或全部喪失記憶，成為獃痴；有的導致內臟功能嚴重損害；有的被迫害致瘋；有的由於藥物發作很快死亡。 調查結果顯示，用「精神病治療」手段迫害法輪功學員的案例遍布中國23個省市自治區，至少有上百所省、市、縣、區的精神病院參與了迫害。從案例的數量及分布範圍看，對法輪功學員的濫用精神藥物的迫害，是一個有計劃的、自上而下系統實施的政策。至少有一千多名精神正常的法輪功學員被強迫關進精神病院、戒毒所，許多人被強迫注射或灌食多種破壞中樞神經的藥物，並遭受長時間捆綁、電擊等酷刑，至少15人被這樣迫害致死。 （四）超越法律體制的610辦公室 1999年6月7日，江澤民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毫無根據地誣衊法輪功，把對法輪功問題的處理定性為一場「政治鬥爭」，把法輪功打成中共的政治敵人，刺激中共的鬥爭神經，並下令成立了中央處理法輪功問題領導小組，因為成立於6月10日，對外稱為「610辦公室」。隨後，這個「610辦公室」從上到下遍及全國各級政府，具體負責打擊法輪功的所有事務，中共黨委領導下的政法委，媒體、以及政府機關的公檢法部門和國安等都是其打手。「610辦公室」名義上在國務院掛牌，實際上是一個在國家和政府體制之外的黨務組織，不受任何法律條文以及國家政策規定的限制，是一個超越國家法律體系和政府體制的，擁有極大調度國家資源的超權力機構，類似於納粹德國的蓋世太保，作惡多端。江澤民下令鎮壓法輪功之後，1999年7月22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等的講話，公開支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這一切都從共產黨的嚴密組織上，配合了江澤民邪惡計劃的實施。 有眾多的案例證明，凡是和法輪功有關的案件，公安局、檢察院和法院都無權自主處理，必須聽命於這個「610辦公室」。許多被捕、被關押、和被虐待致死的法輪功學員的家屬，在向公檢法體系查詢投訴的時候，都被告知需要「610辦公室」來決定。 而這個「610辦公室」的存在，沒有任何法律依據。其在向中共所有體制內機構下達命令的時候，大多數時候沒有書面命令和通知，只有口頭傳達，而且規定所有聽傳達者不許錄音、不許錄像甚至不許文字記錄。 這種臨時專政機構，正是中共歷來無法無天的慣用伎倆。在中共歷次政治整肅運動中，都是以這種非正常手段和非正常的臨時機構領導，如中央文革小組，來把共產黨的暴政推向全國。 中共在長期暴政和高壓統治過程中，用暴力、謊言和封鎖資訊練就了世界上最強大、最邪惡的國家恐怖主義，使其殘暴和謊言欺騙運用到爐火純青的地步，規模和程度更是空前絕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積累了系統有效的整人、害人和殺人的方法和經驗，殘酷、狡猾與奸詐。前言例子中的丈夫受不了警察的威脅和騷擾，下毒手掐死了善良的妻子。這正是中共以媒體欺騙、政治壓力、株連、威脅等等國家恐怖主義手段扭曲人性、煽動仇恨的惡果。 （五）利用軍隊和國庫財政力量 中共對國家軍隊的控制使其在鎮壓人民時敢於肆無忌憚、為所欲為。這次對法輪功的鎮壓中，江澤民不但動用警察、武警，而且在1999年7-8月間，當全國有數十萬、甚至數百萬手無寸鐵的老百姓要上訪北京，為法輪功申訴冤情時，江澤民直接動用了軍隊武裝，在北京市內一些地方布置了士兵，除此之外，還在通往北京的要道上布滿了荷槍實彈的士兵，配合警察攔截和抓捕上訪的法輪功學員。江澤民直接調動中共的武裝力量為血腥迫害掃平了道路。 中共對國家財政的控制，成為江澤民迫害法輪功的經濟後盾。遼寧省司法廳高級官員曾經在遼寧省馬三家「勞動教養院」的大會上承認：「對付法輪功的財政投入已超過了一場戰爭的經費。」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中共究竟動用了多少國家經濟資源和人民的血汗收入來迫害法輪功，但是推算一下就不難看出會是天文數字。2001年，來自中共公安內部的消息顯示：僅天安門一地，抓捕法輪功學員一天的開銷就達170萬到250萬人民幣，即一年的支出達6億2千萬到9億1千萬。全國範圍內，從城市到邊遠的農村，從派出所警察，到公安局，再到各級「610辦公室」人員，江澤民為迫害法輪功估計至少僱傭了數百萬人，這筆工資花費可達每年上千億元人民幣。不僅如此，江澤民花費巨額經費擴建關押法輪功學員的勞教所和建立洗腦中心和基地等。例如，2001年12月，江澤民一次性投入42億元人民幣建立轉化法輪功學員的洗腦中心或基地。江澤民還用金錢刺激和鼓勵更大批的人參與迫害法輪功，很多地區，每抓到法輪功學員獎勵數千乃至上萬元。而在對法輪功的迫害邪惡至極的遼寧馬三家勞教所，中共一次性獎勵所長蘇某5萬元人民幣，副所長邵某3萬元人民幣。 中共總書記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他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運動機制發動了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而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及其長久歷練出來的殘暴機制，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 江澤民和中共互相利用，冒天下之大不韙，為一己和一黨之私而反對真善忍，是這場罪惡與荒謬能夠發生的真正原因。 五、江澤民從內部打倒了中共 江澤民出於一己之私，利用共產黨固有的邪惡，在中國搞了這場針對修鍊「真善忍」的民眾的血腥迫害，對社會上這股向善的、對國家社會最有益無害的力量發起征討。這場迫害不僅把國家和人民拖入一場罪惡和災難，也最後從根本上打倒了共產黨自己。 江澤民利用中共把古今中外的一切邪惡手段都利用來對付法輪功，法律、道德、和人性都遭到極大破壞，這從根本上毀壞著國家政權的統治基礎。 江澤民集團動用一切可以動用的國家財力、物力和人力來打擊法輪功，鎮壓好人，給國家和社會造成極大的負擔，給金融系統帶來了極大的壓力。中共根本無法持久進行這場註定失敗的迫害，只能靠挪用民眾的存款、發行國債（國庫券）和誘惑海外投資來維持。 中共和江澤民在迫害中使用了流氓、殘暴、欺詐等各種手段，將中共的邪惡經驗之大全，在迫害法輪功的過程中全盤托出。 中共和江澤民動用了一切宣傳工具來造謠詆毀法輪功，為鎮壓和迫害製造借口。然而紙包不住火，當謊言最後被揭露出來，當這一切邪惡因為迫害的失敗而曝光、而廣為人知時，其造謠宣傳的工具再也欺騙不了民眾，中共就徹底失去了信譽，失去了民心。 江澤民在1999年鎮壓法輪功之初，曾打算「三個月」解決法輪功。但是中共低估了法輪功的力量，低估了傳統和信仰的力量。 自古邪不壓正，邪惡是不能從人們的心中「剷除」善良的。五年多過去了，法輪功仍然是法輪功，而且在世界上得到了更廣泛的傳播。江澤民和中共卻在這場正邪較量中大敗，也把其自身的流氓、殘酷和邪惡本性暴露無遺。江澤民現在聲名狼藉，內外交困，正在面臨眾多的法律起訴和要求清理、法辦與繩之以法的呼聲。 中共本想利用這次鎮壓來鞏固其暴政，結果不僅沒有能夠「充電」，而且把自身的能量泄盡。現在中共已經壞得不可救藥，就像一顆爛透了的枯樹，無需風吹草動，自己就會倒塌。任何妄想挽救共產黨的企圖到頭來只是逆歷史潮流而動，不僅勞而無功，而且將毀了自己的前程。 結語 當時任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是這場邪惡迫害的始作俑者和策劃指揮者。江澤民充分利用了中國共產黨的權力、地位、整人手段、運動機制而發動了這場對法輪功的迫害，對這場歷史罪惡負有不可逃脫的責任。另一方面，如果沒有中國共產黨，江澤民也根本就不可能發起和進行這場邪惡迫害。中國共產黨，從它產生之日起就與正義和善良為敵，以鎮壓為手段，以迫害為能事，以一黨統天下的思想控制為其統治基礎；共產黨出於其本性，懼怕真善忍，仇視法輪功，其對法輪功的鎮壓和迫害，也是偶然中的必然。江澤民和中共在打擊「真善忍」時，使假、惡、暴、毒、邪、腐敗等乘機泛濫，隨之而來的是中國大地上普遍的道德淪陷，社會風氣惡化，人人深受其害。 中共與江澤民之間的互相利用、狼狽為奸，把二者的命運也綁在了一起。法輪功正在起訴江澤民，當江澤民被繩之以法的時候，中共的下場也就可想而知。 對修鍊真善忍的一群好人進行毫無人性的迫害，天理不容。江澤民和中共的惡行，也將給人類留下永久和深刻的教訓。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對更新

九評之四：評共產黨是反宇宙的力量 前言 一．與人斗，滅絕人性 二．與地斗，違背自然，其禍無窮 三．與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 結語 前言 中國人非常重視「道」。古時暴虐的帝王被稱為「無道昏君」，做事不符合公認的「道德」標準叫做「沒道理」，就連農民造反還要打出「替天行道」的大旗。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強字之曰道。」也就是說，「道」中產生了天地。 而近百年來，共產幽靈的轟然入侵，形成了一股違背自然，違背人性的力量，造成了無數的痛苦和悲劇，也將人類文明推到了毀滅的邊緣。其叛「道」的種種暴行，自然也就反天反地，從而成為一種反宇宙的極惡勢力。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中國人自古以來相信和遵守天人合一，人與天地溶合，相依生存。天道不變，循環有矩；地循天時，四季分明；人尊天地，感恩惜福。所謂「天時、地利、人和」。在中國人的概念里，天文、地理、曆法、醫學、文學、直至社會結構無不貫穿這一理念。 然而，共產黨宣揚「人定勝天」，「鬥爭哲學」，藐視天地自然。毛澤東說：「與天斗其樂無窮，與地斗其樂無窮，與人斗其樂無窮。」。共產黨或許從中獲取了真實的歡樂，而人民卻為此付出慘痛代價。 一、與人斗，滅絕人性 （一）善惡顛倒泯滅人性 人，首先是自然的人，然後才是社會的人。 「人之初，性本善」，「惻隱之心，人皆有之」，人們判斷是、非、善、惡的準則，很多是與生俱來的。而對共產黨來說，人就是動物甚至機器，無論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在其眼中都是物質力量。 共產黨的目的是為了操縱人，逐漸把人改造成造反的革命暴徒。馬克思說：「物質力量必須用物質力量來打倒」，「理論一經掌握了群眾，就會化為物質力量」「全部人類歷史不是別的，就是人性的不斷改變」，「人性就是階級性」。他認為一切都沒有內在的先天的東西，都是環境的產物，都是「社會人」，反對費爾巴哈的「自然」人的提法。 列寧說：「馬克思主義不可能在工人階級中自發產生，必須從外面灌輸。」列寧費盡心思也不能誘導工人從經濟鬥爭轉上奪權的政治鬥爭。他從而寄希望於獲諾貝爾獎的巴甫洛夫「條件反射學說」，說它「對於全世界工人階級有巨大意義」。托洛斯基更妄想條件反射不僅能從心理上，而且從生理上改變人，像狗一樣一聽到午餐鈴聲就流口水，讓士兵一聽到槍響就勇往直前，為共產黨獻身。 自古以來，人們認為通過努力、勞動、會得到報償，通過勤勞使生活富裕讓人憧憬；而好吃懶做、不勞而獲則被視為惡劣。共產黨像瘟疫一樣傳入中國後，社會上的流氓懶漢，在共產黨的鼓勵下，分土地，搶財產，欺男霸女，全部堂而皇之地成了合法行為。 人都知道尊長愛幼好，目無師長不好。古代的儒家教育分為大學和小學。十五歲前的小學教育，所學的內容就是洒掃、進退、應對的小節（就是衛生、舉止、言談等方面的教養）。之後的大學教育則側重在尊德性、道問學之類。而在批林批孔，批師道尊嚴運動中，中共把這些道德規範從青少年的頭腦中徹底剔除。 古人云：「一日為師，終生為父」。1966年8月5日，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卞仲耘老師被女學生們戴高帽子、往身上潑黑墨、敲簸箕遊街、掛黑牌子、強迫下跪、用帶釘子的木棍打、用開水燙等等方法活活打死。北京大學附屬中學的女校長被學生強迫敲著一個破臉盆喊「我是牛鬼蛇神」，頭髮亂七八糟被剪光，頭打出了血，推倒在地上爬。 大家都認為乾淨好，臟不好。可中共宣傳「滾一身泥巴，磨一手老繭」，「手是黑的，腳上有牛屎」。這樣的人思想才是紅的，才可以上大學、入黨、陞官，做共產黨的紅色接班人。 人類的進步是知識進步，而在共產黨統治下，知識卻成了不好的東西。知識份子被稱為「臭老九」，有文化的人要向沒有文化的人學習，要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才能重新做人。為了實施對知識份子的再教育，北京清華大學的教師們被發派到了江西南昌的鯉魚洲。這個地方血吸蟲流行，原來的勞改營都被迫搬遷。教師們只要沾了河裡的水就馬上染病。一個個肝硬化、肝腹水，很多人喪失生活勞動的能力。 柬埔寨的紅色高棉（柬共）在周恩來的慫恿下，更登峰造極的對知識份子進行迫害。有獨立思想的就需要進行改造，從精神上消滅到肉體上消滅。從1975年至1978年，柬埔寨人民被殺害了四分之一，有人就因為臉頰上有戴眼鏡的痕迹而難逃厄運。 柬共在1975年勝利後，波爾布特開始建立超前的社會主義，就是無階級差別、無城鄉差別、無貨幣、無商品交易的「人類社會的天堂」。最後家庭也解體了，成立男勞動隊，女勞動隊，一律強制勞動，一起吃大鍋飯，一樣穿黑色革命服裝或軍裝。夫妻只能在獲得批准的前提下方得一周相聚一次。 共產黨號稱天不怕，地不怕，妄想改天換地，其實是要徹底否定宇宙中一切正的因素和力量。毛澤東說過：「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宇宙之毀也依然，宇宙之毀決不終毀也，其毀於此者必成於彼無疑也。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豈不愈於舊宇宙耶！」 親情乃天經地義，夫妻、子女、父母、朋友、人與人的正常交往構成了人類社會。通過不間斷的各種政治運動，中國共產黨把人變成狼，甚至比虎狼更兇殘。虎毒不食子，但在中共統治下，父母，子女，夫妻之間互相揭發，斷絕親屬關係的比比皆是。 六十年代北京的一所小學，一個女老師在給小學生聽寫生字時不慎把「社會主義」和「垮台」放在了一起。結果被學生揭發出來。之後她天天被批鬥，被男生扇嘴巴子。她的女兒跟她斷絕了母女關係，一有風吹草動她女兒就在全班揭發她媽媽的「階級鬥爭新動向」。以後幾年這位老師天天在學校打掃衛生、刷廁所。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人們都不會忘記張志新，她被投入監獄。獄警多次毫無人性地將她衣服扒光，把手反銬在背後，投進男犯人牢房，任人輪姦，終至精神失常。即使這樣，在臨處決她時，怕她呼喊口號，監獄直接把她的頭按在磚塊上，不施麻藥動刀切開了她的喉管…… 即使是最近幾年對法輪功的鎮壓，中共採取的仍然是製造仇恨，鼓動暴力的老一套手段。 共產黨抑制人的善良本性，鼓動、縱容和利用人性中惡的一面來強化統治。一次一次的運動，有良心的人也畏懼於暴力陷於沉默。共產黨系統地把宇宙中普世的道德概念破壞殆盡，以圖徹底顛覆人類維持了千萬年的善惡廉恥。 （二）超越相生相剋的邪惡 老子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矣；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說白了，就是人世間存在著相生相剋。不但人分好壞，就一個人本身來說也是善惡同在的。 盜跖被認為是強盜的代表，但他卻對嘍啰說：「盜亦有道。」並解釋說當強盜也要「聖、勇、義、智、仁」。也就是說，即使為盜者也不能胡來，還是有規矩要守的。 反觀中國共產黨的歷史，可以說是充滿了投機和叛賣，沒有任何規矩的約束。比如強盜最講的就是「義」字，哪怕是分贓的地方都要叫「聚義分贓廳」。但是中共的同志之間只要一面臨危機，就立刻相互揭發、落井下石，甚至栽贓誣陷、無中生有。 以彭德懷為例。毛澤東農民出身，當然知道一畝地種不出13萬斤糧食，當然知道彭德懷說的都是真話，當然知道彭德懷並沒有想奪他的權力，更何況當年彭以兩萬部隊浴血苦戰胡宗南20萬部隊，幾次救了毛澤東的命。然而彭德懷剛批評了毛兩句，毛馬上就把他親筆題詩「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扔進廢紙簍，定要置彭於死地，可以說恩斷義絕。 共產黨殘暴殺人，不施仁政；同室操戈，不講義氣；出賣國土，沒有勇力；與正信為敵，缺少智慧；搞群眾運動，非聖人治國之道。可以說，共產黨連「盜亦有道」的底線都放棄了，其邪惡已經完全超出宇宙間相生相剋的道理。共產黨徹底顛覆自然人性，目的是為了顛覆善惡標準，顛覆宇宙規律，其狂妄至極，自然難逃覆滅的結局。 二、與地斗，違背自然，其禍無窮 （一）階級鬥爭延伸到自然 金訓華是上海市吳淞第二中學1968屆高中畢業生，上海市中學紅代會常委。1969年3月，金訓華上山下鄉赴黑龍江。1969年8月15日，山洪暴發，雙河兩岸一片汪洋。金訓華為搶救生產隊的兩根電線杆跳下急流，失去了生命。 金訓華生前的日記： 七月四日 我現在開始感到了農村階級鬥爭的尖銳和激烈。我，一個毛主席的紅衛兵，已作好了一切準備，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迎頭痛擊反動勢力，哪怕作出犧牲也是心甘情願的。為鞏固無產階級專政而努力戰鬥！戰鬥！戰鬥！ 七月十九日 ××大隊階級敵人的氣焰還很囂張。知識青年到農村來，就是要參加農村三大革命鬥爭，首先就是參加階級鬥爭。我們就應該依靠貧下中農，發動群眾，把敵人的氣焰壓下去。我們知識青年應該永遠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念念不忘階級鬥爭，念念不忘無產階級專政。 金訓華懷著戰天鬥地、改造人類的理想到農村，從他的日記中，可以看到他腦袋中充滿了「斗」的思維。他把「與人斗」的思維貫徹到天地之間，最後終於喪失了生命。金訓華是鬥爭哲學的一個例子，同時無疑也是犧牲品。 恩格斯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毛澤東又補上一句：「和對世界的改造」，這一畫龍點睛的補充，實際上充分點明了共產黨對自然的態度，那就是改造自然。共產黨認識的「必然」是盲目的物質，沒法解釋其來源的「規律」，認為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認識客觀規律性，就可以「征服」大自然與人類。共產黨把俄、中這兩塊「試驗田」改造得一塌糊塗。 大躍進的民歌便是中共狂妄愚蠢的寫照：「讓高山低頭，讓河水讓路」；「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 共產黨來了！破壞了這個原本和諧的世界，破壞了自然平衡。 （二）破壞自然自食其果 中共推行以糧為綱的農業政策，大肆開墾不適宜耕種的山地和草原，填平中國江河湖海。結果如何？中共聲稱，1952年糧食生產超過了國民政府時期，但中共沒有透露的是，到1972年，中國糧食總產才超過了同樣是和平時期的清朝乾隆年代，而至今中國人均糧食產量，仍然遠遠落後於清朝，只有中國農業鼎盛時期宋代的三分之一。 亂砍濫伐、堵河填海的結果，是中國自然生態的大破壞。至今，中國生態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海河、黃河斷流，淮河、長江的污染，把中華民族賴以生存的血脈徹底切斷，甘肅、青海、內蒙、新疆草原消失，滾滾黃沙撲向中原大地。 五十年代初，中共在蘇聯專家的指導下，在黃河修建三門峽水電站，發電量至今只有一條中等河流的水平，卻導致上游泥沙淤積、河床抬高。一個大一點的洪水就給兩岸民眾帶來生命財產的巨大損失。2003年渭河洪峰最高流量3700立方米/秒，只相當於三、五年一遇的洪水，卻形成了50年不遇的洪災。 河南駐馬店，當地建造了多個大型水庫。1975年大壩連環決堤，短短兩小時內6萬人喪生，死亡人數總計高達20餘萬。 需要說明的是，中共政權對中華大地的肆意掠奪仍在繼續。長江大壩，南水北調，都是準備以萬億計的金錢，圖謀改變自然生態。而中小型「斗地」項目更是層出不窮。更有甚者，有人提出以原子彈在青藏高原炸開一條通道，以改變中國西部的自然環境，其對大地的蔑視和狂妄令天下人為之側目，卻也絕不出人意料。 在周易八卦中，我們的先人以天為干，尊之為天道；以地為坤，奉之為坤德。 周易像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 孔子注易：至哉坤元，萬物資生。 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後得主而有常，含萬物而化光。坤道其順乎？承天而時行。 顯然，以地母之坤德，尚且至柔、至靜、有常而承天，方可厚德載物，萬物資生。同時，提出了人類對乾道坤德之態度，即承天順地，尊重自然。 中共以戰天鬥地的姿態，對大地肆意搜刮掠奪，任行欺壓榨取，逆天地而行，最後必然受到天地以及自然規律的懲罰。 三、與天斗，迫害信仰，否定人對神的正信 （一）有限的生命如何認識無限的時空 愛因斯坦的兒子愛德華曾經問他：「爸爸，你為什麼這麼有名呢？」愛因斯坦說：「你看到這個大皮球上有一隻瞎眼的大甲蟲嗎？它並不知道它爬行的路線是彎曲的，但是愛因斯坦知道。」這句話實在意味深長，中國人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如果想認識一個系統就必須跳出系統之外去觀察，然而以人有限的生命去觀察宇宙無窮的時空，人類將永遠無法窺其全貌，宇宙也就成了人類的永恆之謎。 科學無法逾越的障礙自然是形而上的，這也就順理成章地成為了「信仰」的範疇。 信仰這種人內心世界的活動，對於生命、時空、宇宙的體驗與思考完全不是一個政黨應該管理的範疇，「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然而共產黨卻憑著他們對宇宙和生命可憐又可笑的認識，把他們理論之外的一切都稱之為「迷信」，還要將有神論者洗腦，轉化，批倒批臭，乃至肉體消滅。 真正的科學家宇宙觀是開闊的，是不會用自己有限的「已知」去否定無限的「未知」的。著名科學家牛頓在1678年出版了巨著《數學原理》。書中詳述了力學原理，解釋了潮汐，行星的運動並推算了太陽系的運轉方式。獲得巨大成功與榮譽的牛頓自己卻一再表明他的書完全是一種現象性的描述，他絕不敢談論至高無上的上帝締造宇宙的真正意義。《數學原理》第二版出版時，牛頓曾在書中寫下這一段以表達他的信念：「這一盡善盡美的包括太陽、行星、彗星的大系統，惟有出於全能的上帝之手……就像一個盲人對於顏色毫無概念一樣，我們對於上帝理解萬事萬物的方法簡直是一無所知。」 且不說是否有超越時空的天國世界，是否修鍊人可以達到返本歸真的境地，真正信正教的人都相信善惡有報，因果關係的原理。正統信仰能夠將人類道德維持在一定的水準。從亞里士多德到愛因斯坦，他們都相信宇宙中有一個普遍的規則存在。人們通過各種方式不懈的探求宇宙真理，那麼除了科學探索之外，宗教、信仰和修鍊不也可能是發現真理的另外方式和途徑嗎？ （二）中共摧毀人類的正信 世界上每個民族在歷史上都是信神的。正是對神的信仰，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人們才會在內心約束自己，才能維持社會道德的水準。古今中外，西方的正教，東方的儒、釋、道都告誡人們：信神敬天、從善惜福、感恩知報，才能獲得真正的幸福。 共產主義的中心指導思想就是鼓吹無神，無佛，無道，無前生，無後世，無因果報應。由此，各國共產黨都鼓勵窮人，流氓無產者無須信神，無須償還業力，無須安分守己，反而應該巧取豪奪，造反發家。 在中國古代，皇帝們以其九五之尊，仍然自稱天子，受到「天意」的管轄和制約，不時要下詔罪己，向天懺悔。共產黨則自己代表天意，所謂無法無天，絕無絲毫限制，結果製造了一個個人間地獄。 共產黨的鼻祖馬克思認為，宗教為麻醉人民的精神鴉片。他害怕人們相信神和上帝從而不信他的共產主義。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一書第一篇收入的就是對門捷列耶夫參與研究「靈學」團體的批判。 恩格斯說過：「中世紀及以前的一切都要在人類理性審判台前辯護自己存在的理由。」說這話的同時，他已把自己與馬克思當成了審判台前的法官了。無政府主義者巴庫寧是馬克思的朋友。他這樣形容馬克思：「他儼然就是人們的上帝，他不能容忍除了他之外，還有什麼別的人是上帝。他要人們像神一樣崇拜他，把他作為偶像頂禮膜拜，否則就大加撻伐，或陰謀迫害。」 而傳統的正信，對共產黨人的這種企圖構成了天然的障礙。 中國共產黨對宗教的迫害，可以說達到了喪心病狂的地步，文革中無數的寺廟被砸爛，僧人被遊街示眾，西藏90%的寺廟被破壞，中國至今有數萬的家庭基督教會成員被關押。上海的天主教神父龔品梅被中共關押30餘年，1980年才來到美國。他在90多歲臨終前立下遺囑：「等到共產黨不再統治中國時，將我的墳墓遷回中國上海。」一個人為信仰而被殘暴的邪惡勢力單獨秘密囚禁30多年，中共曾無數次逼迫他，只要同意歸中共的「三自愛國委員會」領導，就可以放他出去。而近幾年，中共對信仰真善忍的法輪功修鍊者的鎮壓，正是中共「戰天」的延續，也是中共力圖強售其奸的必然結果。 無神論的共產黨要領導和控制人們對神的信仰，「與天斗，其樂無窮」，其可笑之程度，絕非「妄自尊大」所能形容其萬一。 結語 共產主義實踐在全球範圍內已經徹底失敗了。世界最後一個共產大國的魁首江澤民，在2002年3月對華盛頓郵報記者曾這樣宣稱：「我年輕的時候曾相信共產主義會很快來臨，但我現在不這樣認為了。」現在仍然真正信仰共產主義者已經寥寥無幾。 共產主義運動的失敗是必然的，其違背宇宙規律，逆天而行，是一股反宇宙的勢力，因而必然受天意神靈的懲罰。 中國共產黨雖然一次次變換嘴臉，一次次抓住救命稻草渡過危機，但其最後的結局舉世瞭然。中共雖然在一件件除去其美麗外衣，赤裸裸的暴露出它貪婪、兇狠、無恥、流氓和反宇宙的本性，但它仍然在鉗制人的思想，扼殺人類的道德倫理。它對人類的道德文明，對人類的和平進步也仍然極具禍害。 茫茫宇宙攜帶著無法抗拒的天意，或稱之為神的意志，或稱之為自然規律，或稱之為大自然的力量。人類唯有敬天意、順自然、尊重宇宙規律，關愛天下生靈，才可能有自己的未來。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對更新

【九評之三】評中國共產黨的暴政 前言 一．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二．工商改造——消滅資產階級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五．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七．改革開放——暴虐未變與時俱進 八。全國洗腦，劃地為牢 結語 前言 提到暴政，中國人往往會聯想到秦始皇的苛政與焚書坑儒。秦始皇「竭天下之資財以奉其政」（《漢書‧食貨志》）的苛急暴虐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征斂無度、賦稅奇重；好大喜功、濫用民力；嚴刑峻法、鄰里連坐；鉗制思想、焚書坑儒。秦朝統治中國時，全國約有一千萬人口，秦王朝竟徵用了200萬人為役。秦始皇進而把嚴刑峻法施於思想領域，大肆禁錮思想自由，曾將非議朝政的儒生方士殺之千餘。 與「狼虎之秦」相比，共產黨的暴虐有過之而無不及。人所共知，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的哲學。共產黨的統治也是建立在一系列對內對外的「階級鬥爭」、「路線鬥爭」、「思想鬥爭」之上。毛澤東自己也曾直言不諱：「秦始皇算什麼？他坑了四百六十個儒，我們坑了四萬六千個儒。有人罵我們是獨裁統治、是秦始皇，我們一概承認，合乎實際。可惜的是，你們說得還不夠，還得要我們加以補充。」 讓我們來回憶一下中國在共產黨統治之下步履艱難走過的五十五年，看一看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之後是怎樣利用政府機制，以階級鬥爭為綱領來實行階級滅絕，以暴力革命作工具來實行恐怖統治的。它「殺人」與「誅心」並用，鎮壓共產黨之外的一切信仰；粉墨登場，為共產黨在中國的「造神」運動拉開了大幕。根據共產黨的階級鬥爭理論和暴力革命學說，不斷地消滅不同範圍和群體中的異己分子。同時，用鬥爭加欺騙的手段強迫全國人民成為它暴虐統治下的順民。 一、土地改革——「消滅地主階級」 建政僅3個月，共產黨就著手在全國全面開展土地改革。用「耕者有其田」的口號，鼓動無田的農民鬥爭有田的農民，鼓勵、放縱人性中自私自利、為所欲為、不講道德的一面。同時，在土地改革總路線中明確提出「消滅地主階級」，在農村廣泛劃分階級、定設成分、給全國不下二千萬人帶上「地、富、反、壞」的帽子，使他們成為在中國社會備受歧視、打擊、沒有公民權利的「賤民」。與此同時，隨著土地改革深入到邊遠地區和少數民族，共產黨的黨組織也迅速擴大，發展到鄉有黨委、村有支部。黨支部上呈下達，貫徹黨的旨意，他們往往是沖在階級鬥爭的第一線，挑動農民鬥爭地主，致使近十萬地主喪生。更有地區對地主實行滿門抄斬，以達到滅絕其階級，連婦女兒童也不能倖免。 在這期間，共產黨在全國農村掀起了第一輪「毛主席是人民的大救星」、「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宣傳。土地改革中不勞而獲、強取豪奪、為所欲為的政策使少數農民得到實惠，也有不少貧苦農民對共產黨感恩戴德，因而接受了共產黨是為人民的說法。 對於分得土地的農民來講，「耕者有其田」的好景並不長久。不到兩年，共產黨就開始了一系列強加在農民身上的運動：互助組、初級社、高級社、人民公社。在批判「小腳女人」的緊鑼密鼓中年年加碼，要農民「跑步」進入社會主義。在全國實行糧、棉、油統購統銷，把全國主要農業產品排斥在市場交流之外。更增加了戶籍制度，不許農民進城工作居住。有農村戶口的人不能去國家糧店買糧，子女也不能進城上學。農民的子女只能再做農民。從此，中國三億六千萬農村戶口持有者成為中國社會的二等公民。 直到改革的年代，「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了，但九億農民除了在家庭承包製取代人民公社的最初五年，收入有所提高、社會地位相對改善之外，他們被緊跟著的農工產品價格傾斜所逼迫，再度沉陷在貧困之中。城鄉居民收入差別急劇擴大，貧富懸殊，農村重新有人成為新地主、新富農。新華社發表的資料表明，1997年以來「糧食主產區和多數農戶收入持續徘徊甚至減收」。也就是說，農民在農業中的所得不是增加了而是減少了。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1.8比1,擴大到3.1比1。 二、工商改造——消滅資產階級 另一個要被共產黨消滅的階級是城鄉的民族資產階級。在工商改造中，共產黨宣稱：資產階級與工人階級有本質的不同，即：一是剝削階級，一是不剝削和反剝削的階級。資產階級的剝削是與生俱來、至死方休，只能消滅、不能改造。在此前提下，對資本家和商人的改造中就更加重了「殺人」與「誅心」並用。其原則還是順者昌、逆者亡。你如果上交資產並表示擁護共產黨，則定為人民內部矛盾。你如果有反感、有怨言，則劃為反革命成為國家的專政對象。在工商改造的腥風血雨中，資本家、業主、商販統統上交了他們的資產。其中有不少不堪屈辱而輕生的。當時在上海任市長的陳毅就曾每天詢問「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指那一天又有多少資本家跳樓自殺。這樣在幾年內，共產黨就在中國全面取消了私有制。 在土改和工商改造的同時，共產黨發動了鎮反、思想改造、打倒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清查胡風反革命集團、三反、五反、肅反等一系列的全國大規模整人運動。每次運動共產黨都動用它所掌握的政府機制連同黨委、總支、支部，凡3人則成一戰鬥堡壘，深入鄉村街道。無處不在，無事不管。這種從戰爭年代帶過來的「支部建在連隊上」的網路式控制結構，在後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中，一直起著關鍵的作用。 三、取締會道門與鎮壓宗教 建政初期發生的另一事件是對宗教的暴虐鎮壓和對會道門的全面取締。1950年，共產黨對各地政府發出指示，要求他們全面取締會道門，即當地的宗教及幫會組織。文件中指出，封建會道門組織乃是國民黨特務及地、富、反革命份子操縱的工具。在這場波及全國鄉鎮的運動中，政府動員了它們認定的可依靠階級揭發打擊會道門的成員。各級政府參與解散「迷信」組織，諸如基督教、天主教、道教（特別是一貫道）、佛教等組織。要求這些教會、佛堂、幫派的成員到政府登記並悔過自新。如不按期登記，一經查明，定予嚴懲。1951年政府明文頒布，對繼續會道門活動者處於死刑或無期徒刑。 這次運動打擊了廣大信神向善、遵紀守法的普通老百姓。據不完全統計，共有不下3百萬教徒、幫會成員被抓被殺。在廣大的城鎮鄉村，幾乎每戶都遭到盤查，連農民供的灶王爺也被砸碎。在殺人的同時，更進一步確立了只有共產黨的思想體系才是唯一合法的思想體系，只有共產主義才是唯一合法的信仰。從此以後，便有了所謂的「愛國」信徒。只有做了「愛國」信徒才能受到國家憲法的保護。實際上，無論老百姓信的是什麼教，標準只有一個：就是要在行為上服從黨的指揮，承認共產黨是高於一切教會的。你信基督教，那共產黨就是上帝的上帝；你信佛教，那共產黨則是佛祖的佛祖；講到回教，共產黨就是真主的真主；講到活佛，共產黨就要批准誰來做活佛。說到底，黨需要你說什麼，你就得說什麼；黨需要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教徒們要高舉你們各自的信仰去遵行黨的旨意。如果不這麼做，就成為打擊、專政的對象。 有兩萬多名基督徒對中國22個省、207個大小城市的56萬名家庭教會基督徒進行了走訪調查，證實在家庭教會信徒中有13萬人被監視居住。僅在1957年之前，就有1萬1千多名教徒被殺，大量教徒被任意拘捕或被勒索性罰款。 至此，共產黨在中國消滅了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迫害了廣大城鄉敬神守法的人民而建立了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根基。 四、反右運動——誅心全國，以為其用 1956年，一批匈牙利知識份子組織了「裴多菲」俱樂部，被蘇聯出兵鎮壓，稱為「匈牙利」事件，毛澤東引以為戒。1957年，共產黨在中國使用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口號，號召中國的知識份子和群眾「幫助共產黨整風」。其意在於把他們中的「反黨份子」誘騙出來。毛澤東在1957年初給各省黨委書記的信中表露出借鳴放和整風「引蛇出洞」的意思。 當時有幾句鼓勵人們鳴放的說詞，叫做「不揪辮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決不秋後算賬」。結果一場反右鬥爭劃定了55萬名「右派分子」。27萬人失去公職。 23萬被定為「中右份子」和「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有人把共產黨的整人權術整理為四條：1）引蛇出洞，2）羅織罪狀、突然襲擊、一言定乾坤，3）明講治病救人，實則無情打擊，4）逼人自我批判，無限上綱。 那麼，引起這麼多右派和反黨份子近30年流放邊遠寒苦地區的「反動言論」究竟是什麼呢？當時被萬箭齊發、密集批判的右派「三大反動理論」是由羅隆基、章伯鈞和儲安平幾次討論會發言組成的。細看他們的意見和建議，簡而言之，無非是要建立一個有共產黨和民主黨派共同組成的委員會以檢查三反、五反、肅反工作中的偏差（羅）。國務院常常出了成品要政協、人大等機構表態，建議要把政協和人大的人加進政策形成的過程中去（章）。黨外人亦有見解、自尊心和對國家的責任感，不要在全國範圍內，不論大小單位，甚至一個科一個組，都安排一個黨員作頭兒。事無鉅細，都要看著黨員的臉色做事（儲）。這幾個人都明確表示了願意跟著共產黨走，提的意見也都沒有越出魯迅所描述的「老爺，您的袍子髒了，請脫下來洗一洗吧」的範圍。 劃成「右派」的人中並沒有人提出要推翻共產黨，不過是批評、建議。就是這些批評、建議使數十萬人失去了人身自由，給數百萬家庭帶來了苦難。隨之而來的，還有「向黨交心」、拔白旗、新三反、下放勞動和劃漏網右派。誰對本單位領導，特別是黨委書記有意見，誰就是反黨。其下場輕者是不斷被批判，重者則勞動教育或全家遷送農村。這些人連同他們的子女上大學、參軍都沒有份，就是到縣城找個工作也是不可能。從此他們失去了勞保、公費醫療，加入了農民的行列，成了二等公民中的賤民。 自此以後，一部分學者形成了牆頭草，隨風倒的雙重人格。他們緊跟「紅太陽」，亦步亦趨，成為共產黨的「御用知識份子」而不能自拔。另一些人則清高自遠，對政策問題噤若寒蟬。以天下為己任的知識份子像是徐庶進了曹營，一言不發了。 五、大躍進——指鹿為馬，以試其忠 反右之後，中國進入了恐懼事實的狀態。聽假話、說假話、做假事，逃避事實、歪曲事實成為世風。大躍進便是一次全國集體編造謊言的大爆發。人們在共產黨的邪靈引導下，做出了許多荒誕不經的蠢事。說謊者和受騙者同樣自欺欺人。在這場謊言與愚行的鬧劇中，共產黨強制地把它的暴虐邪氣植入了全國人民的精神境界。人們高唱著「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嶺開道，我來了」的躍進歌謠，實施著「畝產萬斤，鋼產翻番，十年超英，十五年趕美」的荒誕計劃，轟轟烈烈，經年不醒。直到大饑荒席捲中國，餓殍遍野、民不聊生。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與會者誰不知道彭德懷的意見是正確的？誰不知道毛澤東的大躍進是荒唐，專斷的？但擁護不擁護毛澤東的路線是「忠」與「奸」，生與死的界限。當初趙高指鹿為馬，並非不知何為鹿，何為馬，而是為了左右輿論，結黨謀私，讓天下人盲目服從而不敢略有爭議。最後，彭德懷本人也不得不違心的在打倒彭德懷的決議上籤了字。正如鄧小平在文化革命後期不情願的保證「永不翻案」一樣。 由於人類社會總要靠已有的經驗來認識世界，拓展思維，而共產黨使人們對整個社會的經驗教訓所知甚少，再加官方公共媒體的封閉消息，人們判斷是非的能力日見低下。下一代人對前一次運動中「慷慨歌燕市」的有識之士的理念、理想和經驗完全無知，只能靠零星的片段來了解歷史並判斷新的事物。自以為正確無誤，其實謬之千里。共產黨的愚民政策就是靠了這種方式而大行其道。 六、文化大革命——邪靈附體，乾坤倒轉 文化革命是共產黨邪靈附體全中國的一次大表演。1966年，中國大地上掀起了又一股暴虐狂潮。紅色恐怖的狂風咆哮，如發瘋孽龍，脫韁野馬，群山為之震撼，江河為之膽寒。作家秦牧曾這樣描述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這真是空前的一場浩劫。多少百萬人連坐困頓，多少百萬人含恨以終，多少家庭分崩離析，多少少年兒童變成了流氓惡棍，多少書籍被付之一炬，多少名勝古迹橫遭破壞，多少先賢墳墓被挖掉，多少罪惡假革命之名以進行。」據專家們的保守估計，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達773萬人。 人們對文化革命中的暴力和屠殺往往有一種錯覺，覺得這些大都是在無政府狀態下由造反運動形成的。殺人者也都是「紅衛兵」、「造反派」。但根據中國出版的數千冊縣誌所提供的資料，文革中死人最多的時期不是紅衛兵造反有理，中央各級政府處於癱瘓的1966年底，也不是造反派武鬥正盛的1967年，而是「各級革命委員會」已建立，毛澤東恢復了對國家機制全面控制的1968年。在全國著名大屠殺案件中，濫施暴力、血腥殺伐的大多是政府控制的軍隊、武裝民兵和各級黨員骨幹。 從下面這幾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到，文革中的暴行並非紅衛兵、造反派的一時過激行為，而是共產黨和地方政權的既定決策。文革時期的領導人與各級權力機構對暴政的直接指揮和參與，常常被遮掩起來而不為人知。 1966年8月，北京紅衛兵以「遣返」為名，把歷次運動中劃為地、富、反、壞、右的北京市居民強行趕出北京押往農村。據官方不完全統計，當時有3萬3千6百95戶北京市民被抄家，有8萬5千196人被驅逐出城、遣返原籍。此風很快在全國各大城市蔓延，多達40萬城市居民被遣返到農村。連有地主成分的共產黨高級幹部的父母也未能倖免。實質上，這種遣返行動是中共在文革前就安排好了的。彭真任北京市長時就說過，要把北京居民成分純凈為「玻璃板、水晶石」，即把成分不好的市民全部趕出北京。1966年5月，毛澤東發出「保衛首都」的指示，成立了以葉劍英、楊成武和謝富治為首的首都工作組。這個工作組的任務之一就是通過公安局大規模遣返「成分不好」的居民。如此就不難理解，為什麼紅衛兵對超過2%的北京市居民抄家遣返，不但未被政府阻止，相反還得到市、區公安局和街道派出所的大力支持。當時的公安部長謝富治曾要求公安幹警不要去阻攔紅衛兵，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情報。紅衛兵不過是被當局所用。到了1966年底，這些紅衛兵也被共產黨拋棄，不少人被宣布為「聯動份子」而入獄。其它的隨大批「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參加勞動、改造思想。當時主持遣返活動的西城紅衛兵組織，就是在共產黨領導人的「親自關懷」下成立的，他們的通令也是由當時的國務院秘書長修訂後發表的。 繼北京遣返地、富成分的人去農村，農村也掀起了又一輪對地、富成分人群的迫害。1966年8月26日在北京市所屬的大興縣公安局的局務會上，傳達了公安部長謝富治的講話。其中要點之一是公安幹警要為紅衛兵當參謀，提供黑五類（地、富、反、壞、右）的情報，協助抄家。大興縣的屠殺運動直接來自縣公安局的指令。組織殺人行動的是公安局的主任、黨委書記。動手殺人，連孩子都不放過的大多是民兵。 文革中，很多人因在屠殺中「表現好」而得以入黨。據不完全統計，在文革中突擊入黨的，在廣西一省有9千多人是殺人後入黨的，有2萬多人是入黨後殺人的，還有與殺人有牽連的1萬9千多人。單從這一省的統計，就有近5萬共產黨員參與了殺人事件。 文革中，對「打人」也要進行階級分析：好人打壞人活該；壞人打好人光榮；好人打好人誤會。毛澤東當年講的這句話在肆虐一時的造反運動中廣為流傳。既然對階級敵人的暴力是他們「活該」，那麼暴力和殺戮也就廣泛傳播開去。 1967年8月13日到10月7日，湖南道縣人民武裝部的基層民兵屠殺「湘江風雷」組織成員及黑五類。歷時66天涉及10個區，36個公社，468個大隊，2778戶，共4519人。全地區10個縣共死9093人，其中「地富反壞」佔38%，地富子女佔44%。被殺人中，年紀最大的78歲，最小的才10 天。這僅僅是文革暴行中，一個地區的一個事件。在1968年初「革委會」成立後的清查階級隊伍運動中，內蒙古清查「內人黨」製造了35萬餘人被殺的血案。1968年在廣西有數萬人參與了對「四‧二二」群眾團體的武裝大屠殺，死人11萬。 由此可見文革中的暴力屠殺首案、大案全是國家機器的行為，是共產黨領導人縱容和利用暴力迫害殘殺百姓。直接指揮和執行這些屠殺的兇手多是軍隊、警察、武裝民兵和黨團骨幹。如果說，土改是為了土地而依靠農民打地主，工商改造是為了資產而依靠工人打資本家，反右是為了讓知識份子緘口，那麼文化革命中這種你斗我，我斗你，並無哪個階級是可依靠的，即便你是共產黨依靠過的工人農民，只要觀點不一致，就可以殺你。這究竟是為了什麼？ 這就是為了造就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大勢。不光統治國家，還要統治每一個人的思想。文化革命使共產黨、毛澤東的「造神」運動登峰造極。一定要以毛澤東的理論獨裁一切，置一人之思想於億萬人腦中。空前絕後的是文化大革命不規定有什麼事情是不能做的，而是「什麼可以做，要怎樣去做，而除此之外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想」。文革中，全國人民實行著宗教崇拜一樣的「早請示，晚彙報」，每天數次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早晚兩次政治禱告。認字的人幾乎人人寫過自我批評和思想彙報。言必稱語錄，「狠斗私字一閃念」，「理解要執行，不理解也要執行，在執行中加深理解」。文革中只允許崇拜一位「神」，只誦讀一本「經」——毛主席語錄。進而到不背語錄、不敬祝就無法在食堂買飯。買東西、坐汽車、打電話也要背一句毫不相干的語錄。人們在做這些事的時候，或狂熱興奮，或麻木不仁，已經完全被罩在共產黨的邪靈之下。製造謊言、容忍謊言、依靠謊言業已成為中國人生活的方式。 七、改革開放——暴虐未變與時俱進 文革是鮮血淋漓、怨魂飄零、棄絕良知、顛倒黑白的時代。文革以後城頭變換大王旗，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政權，在20幾年裡交替更換了六代領導人。私有制又回到中國，城鄉差別加大，沙漠劇增，江河斷流，販毒賣淫有增無減。所有中國共產黨曾經提出要消滅的「罪惡」又被中國共產黨扶持起來。 共產黨的豺狼心、蛇蠍性、鬼魅行、禍國術有增無減。六四用坦克開進天安門廣場槍殺學生、對法輪功修鍊者的殘暴迫害更是罄竹難書。2004年10月，為徵用農民土地，陝西省榆林市政府出動1600多名防暴警察抓捕槍傷50多名農民。現在的中國政治統治還是基於共產黨的鬥爭哲學與暴力崇拜。唯一不同的，是更加具有欺騙性。 法律：由於共產黨政權不斷的人為製造鬥爭，把大批的人打成反革命份子、反社會主義份子、壞份子及邪教徒，共產黨獨裁專制集團和各種人民團體之間產生了尖銳衝突。共產黨則在「維護秩序，穩定社會」的幌子下，不斷的修改「法律」和「條令」，把人民的不滿行為納入反革命行為加以鎮壓。1999年7月，江澤民在政治局多數人反對的情況下做出私人決定，要在3個月內消滅法輪功，一時間謠言鋪天蓋地而來。江澤民個人對法國某家媒體宣布法輪功是「邪教」後，官方媒體趕緊發表文章對全國各界施加壓力，並脅迫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一個不倫不類的「決定」來處理邪教，隨後最高法院和最高檢察院發了一個對人大「決定」的「解釋」。1999年7月22日，新華社發布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人、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人等的講話，公開支持江澤民迫害法輪功。從而使得廣大人民群眾捲入了這場人神為之震怒的迫害之中，因為是「（黨）中央」定性了的，他們只能擁護執行，根本不敢提出異議。5年來國家機構動用了四分之一的財力來鎮壓法輪功。全國人民人人過關，凡承認修鍊法輪功而不肯放棄的人很多被開除公職，關押勞改。他們並沒有違犯法律，也沒有叛國反對政府，只因為相信真善忍就有成千上萬人被關押。雖然中共重重封鎖消息，透過親屬核實知道被殺害的人已有1100多人，不知道的人數更多。 新聞：據香港文匯報2004年10月15日報導，中國第二十顆科學試驗衛星返回地球，砸毀四川省大英縣蓬萊鎮霍積玉的房屋。報導援引了大英縣政府辦公室主任艾裕慶的話說，「這個『黑砣砣』的確是科學衛星的返回艙」，而他本人就是衛星回收的現場副總指揮。但新華社辦的新華網只發了衛星返回的時間，並強調這是中國回收的第二十顆科學與技術試驗衛星，卻隻字未提衛星砸毀民房的事實。這類報喜不報憂的手法是新聞媒介根據共產黨的指示而採用的一貫作法。在歷次運動中，報紙和電視推波助瀾、造謠傳謠才能使得共產黨的方針政策得以實施。共產黨一聲令下，全國媒體立即執行。黨要反右，全國各報異口同聲地報導右派的罪惡。黨要辦人民公社，全國各報則齊聲讚美人民公社的優越。在鎮壓法輪功的第一個月內，媒體每天在黃金時間段一遍又一遍地給全國人民洗腦。自此以後江澤民動用一切大眾傳播媒體不斷編造、宣傳，使民眾仇恨法輪功的「自殺」、「殺人」等假新聞、假事件。其中導演的「天安門自焚」假案，被國際教育發展組織指責為政府帶頭欺騙民眾的行為。在這5年里，中國國內沒有一份報紙，沒有一個電視台報導過法輪功的真實情況。 人們對新聞報導做假已見怪不怪。新華社資深記者自己也說：「新華社的報導那怎麼能相信呢？」民間更是把中國的新聞機構形容為共產黨的一條狗。有民謠唱道：「它是黨的一條狗，守在黨的大門口。讓它咬誰就咬誰，讓咬幾口咬幾口。」 教育：教育是用來統治人民的另一副枷鎖。教育本是用來培養知識份子的。而知識是由「知」和「識」兩部分構成。「知」指信息、資料、對傳統文化及時事的了解；「識」指對所知的東西進行分析、研究、批判、再創造，即產生精神的過程。有知無識是書獃子，而不是真正被稱為是社會良心的知識份子。這就是為什麼中國曆來崇尚「有識之士」而不是「有知之士」的原因。在共產黨的統治下，中國知識份子有知無識者、有知不敢識者比比皆是。學校對學生的培養也是要他們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一直以來，學校都設置有政治課、黨史，並沿用統一教材。教師並不相信教科書上的一些內容，但迫於「紀律」大講違心之話。學生也並不相信教科書和老師講的內容，但是還得死記硬背，以應付考試。在中學生、大學生期末考試，升學考試的試題中就出現過批判法輪功的題目，背不出標準答案的學生則無法得到高分進入好的高校。如果學生說真話，則馬上開除學籍，取消升學資格。 在民眾教育中，由於報紙、文件的影響，有許多耳熟能詳、家喻戶曉的話，例如「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等語錄作為「真理」流毒甚廣，潛移默化，替代了人們的向善之心及以和為貴的倫理道德。2004年中國諮詢中心統計分析了大陸新浪網進行的一項調查，分析結果有82.6% 的中國青年贊同在戰爭中虐待婦孺和戰俘。這個結果出人意料，但也反映了中國民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傳統文化的仁政、人性缺乏最起碼的了解。2004年9月11日，蘇州一歹徒狂砍28名兒童。9月20日，山東一男子在一所小學砍傷25名小學生。更有小學為了「創收」，讓教師強迫小學生手工製造鞭炮為學校集資，而造成爆炸傷人的事件。 貫徹執行政策：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政策的執行往往採用了強迫、威嚇的手段。政治標語就是這種手段之一。長期以來，共產黨政權把貼標語的數量列為政績的一個標準。在文革期間，北京城一夜之間變成布滿標語的「紅海洋」。「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比比皆是。到了鄉村，則簡寫為「打倒當權派」。近期，為了宣傳《森林法》，林業局各林業站、護林辦公室下達必須貼夠若干標語的硬性指標，貼不夠就沒有完成任務。結果，基層的政府單位就貼出大量的標語如「誰燒山，誰坐牢」。在中國近年的計劃生育運動中，更有大量聳人聽聞的標語如「一人超生，全村結紮」、「寧添一座墳，不添一個人」、「該扎不扎，房倒屋塌；該流不流，收田牽牛」。更有違反人權，違反憲法的標語如「今天不交稅，明天牢里睡」。標語在本質上是一種傳播手段。它的傳播更具有直觀性和重複性，因而常被中國政府用來表示政治動向、意志和號召。政治標語也可以被看作是政府對人民講的話，而在這些宣傳政策的標語中不難看出它們所帶有的暴力傾向和血腥氣息。 八、全國洗腦，畫地為牢 中共最厲害的暴政統治工具是網羅式控制。以組織的形式，把犬儒主義加到每個個體身上。它不在乎前後矛盾，出爾反爾，就是要以組織的形式剝奪個人與生俱來的做人權利。政府統治的觸角無處不在。無論城鄉，人民都要由街道委員會或鄉委會管理。一直到近期，就是結婚，離婚，生孩子，都要通過它們的同意。黨的意識形態、思想體系、組織方式、社會結構、宣傳機制、運作體系都為這種強權統治服務。黨要通過政府體系來控制每一個人的想法及每一個人的行動。 共產黨控制的殘酷性不僅僅在於肉體上的折磨，而是使人逐漸變成沒有獨立見解，或有獨立見解，卻不敢放言，以保平安的懦夫。它的統治目的在於給人人洗腦，讓他們想共產黨所想，言共產黨所言，行共產黨所倡導的事。人講：「黨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樣」。但是不管共產黨怎樣變來變去，全國人民都要緊跟不舍。當你作為被依靠的力量去打擊別人時，要感謝共產黨的「知遇之恩」。當你受到打擊時，要感謝共產黨的「教育」之恩。當你知道打擊你是錯誤的，要給你平反時，又要感謝共產黨的「寬宏大度、知錯能改」。共產黨的暴政就是在不斷的打擊與平反中得以實施的。 經過55年的暴虐統治，全國人民的思想已經是被「畫地為牢」，禁錮在共產黨所允許的思想範圍之內。出格一步就是罪。通過反覆多次的鬥爭，愚昧被讚揚為智慧，怯懦已成為生存之道。在互聯網成為信息交流主要載體的現代信息社會，老百姓連上網時都被要求自律，不去看外面的新聞，不去看有「人權，民主」字樣的網站。 共產黨的洗腦運動是如此荒唐，如此殘暴，如此卑鄙，如此無所不在。它改變了中國社會的價值取向和倫理道德，徹底改寫了中華民族的行為準則和生活方式。並不斷用肉體和精神的摧殘加固共產黨一教統天下的絕對權威。 結語 綜上所述，為什麼共產黨要年年斗、月月斗、日日斗，生命不息、鬥爭不止。為達到這一目的不惜殺人、不惜破壞生態環境、不惜讓中國大部分農民及城市居民長期生存在貧困之中呢？ 這是為了共產主義的理想嗎？不是。共產主義的原則之一是剷除一切私有制，因為它認為私有制是一切罪惡的根源。共產黨在奪取政權的初期也曾試圖全面剷除私有制。改革開放以來，私有制已經回到中國。憲法也規定保護私有財產。脫開共產黨的障眼法，人們就能看清，55年來，共產黨的統治不過是導演了一出財產再分配的人間鬧劇，走了幾個回合，最終把別人的資產變成了自己的私有財產而已。共產黨的另一原則表明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它的任務是消滅資產階級。但現在，共產黨的黨章中已明文規定資本家可以入黨。共產黨內部已無人再相信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名不正則言不順」，共產黨如今只剩下一張皮，已無實質可言。 那麼，這樣的長期鬥爭是為了保護黨的隊伍清廉純潔嗎？不是。共產黨執政55年，如今全國上下共產黨的幹部貪污受賄、妄行不法、誤國害民，層出不窮。中國有大約兩千萬黨政官員，近年來已查出有八百萬官員因腐敗犯罪被懲處。中國每年更有近一百萬人上訪狀告那些還沒有被查出的腐敗份子。僅2004年1月至9月，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對35家銀行和41家企業的違規辦理結匯業務進行立案查處，就查出違規結匯金額達1.2億美元。據統計，近年來有不下4千名捲款私逃的共產黨政府幹部，偷盜的國家公款高達數百億美元。 那麼，這樣的鬥爭是為了提高人民的素質和覺悟，讓大家關心國家大事嗎？也不是。如今的中國物慾橫流、人心不古、騙親宰熟，俯仰皆是。許多中國人對大是大非的問題不知不言或知而不言，不講真心話成了在中國平安生存下去的最基本素養。與此同時，民族主義的情緒一次又一次因空穴來風般的原因被煽動起來。中國人可以由政府組織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去扔石頭，放火燒美國國旗。要麼當「順民」要麼當「暴民」，就是不能做有人權保證的公民。文化修養是提高素質的根本。中國立國數千年，孔孟之道給人們設定了禮儀綱紀。「如一棄之，則人皆無主，是非不知所定，進退不知所守……是大亂之道也。」 共產黨的鬥爭哲學就是為了製造大亂，且動亂不斷，由此樹立「一黨天下」的教主地位。讓一個黨的思想統治全國人民，而政府機構、軍隊、報紙、電台都是共產黨施行暴政的工具。共產黨給中國帶來的危害已是病入膏肓，它已在瀕臨消亡的邊緣，它的解體已是不可避免了。 有人認為共產黨政權的解體會使天下大亂，擔心誰能代替共產黨來統治中國。在中國五千年歷史長河中，共產黨55年的統治不過是過眼煙雲。在這短暫的55年中，傳統的信仰和價值觀被共產黨強力破壞；原有的倫理觀念和社會體系被強制解體；人與人之間的關愛與和諧被扭曲成鬥爭與仇恨；對天、地、自然的敬畏與珍惜變成妄自尊大的「人定勝天」。由此帶來的社會道德體系和生態體系的全面崩潰，使整個中華民族都陷入深重的危機。 縱觀中國歷史，歷代仁政都把「愛民」、「富民」、「教民」視之為政府的基本職責。人有向善的本能，而政府有職責幫助人民實現這種本能。孟子曰：「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滕文公上》）不富而教是不現實的，不愛民而濫殺無辜則謂之暴虐。在上下五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不乏仁政的實施者：古有堯舜、周具文武、漢出文景、唐盛貞觀、清泰康乾。這些朝代的鼎盛無一不是「行王道」、「持中庸」、「求平衡」。仁政的特點在於選賢用能、廣開言路、講義求睦、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老百姓因此能夠循禮守法，安居樂業。 觀天下之勢，興亡誰人定，盛衰豈無憑。在沒有共產黨的日子裡，必能還人間一股祥和氣，使百姓真誠、善良、謙遜、忍讓。讓國家俯首農桑、百業興旺。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九評之二：評中國共產黨是怎樣起家的 前言 一、共產黨起家是其積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 二、中國共產黨不光彩的起家史 三、黨邪惡基因的表現 結語 前言 按《說文解字》，「黨」(繁體，上尚下黑)意即「尚黑」。「黨」，「黨人」，在漢語中含有貶義。孔子說：「君子矜而不爭， 群而不黨。」《論語》中注釋為：「相助匿非曰黨。」中國歷史上的政治小集團，往往被稱為「朋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不好的概念，與「狐朋狗黨」同義，「結黨」和「營私」連在一起。 為什麼在近代中國出現了一個共產黨，並且成了氣候還奪取了政權？中國共產黨不斷給中國人民灌輸：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人民選擇了共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還是共產黨結黨營私，逼迫中國人民接受？我們只能從歷史中找答案。 從滿清後期到民國初期，中華古國經歷著巨大的外來衝擊和內在變革，社會處於混亂和痛苦之中。其間許多知識份子和仁人志士，滿懷濟世救國的憂患意識。但是在國難和混亂中，他們由失望變成了完全的絕望。有病亂求醫，他們到中國以外尋找靈丹妙藥，英國式的不行就換法國式的，法國式的不行再換俄國式的，不惜下猛葯烈葯，恨不得一日即能振興中國。 五四運動就是這種絕望的充分表現，有人主張無政府主義，有人提出打倒孔家店，有人主張引進洋文化，總之對中國傳統文化持否定態度，反對中庸之道，急於走捷徑，主張砸爛一切。他們中的激進份子，一方面報國無門，一方面對自己的理想和意志深信不疑，認為現實世界無可救藥，只有自己找到了歷史發展的機關，對革命和暴力抱以巨大熱情。 不同的機遇讓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理論、學說、路線。終於有一組人，他們碰上了從蘇俄來的共產黨聯絡人，「暴力革命奪取政權」的馬列思想迎合了他們的焦躁情緒，符合他們救國救民的願望，一拍即合。他們把一個完全陌生的異國思想，引入了中華。參加中共一大的代表共有13人，後來死的死，逃的逃，有人投靠日本人做了漢奸，有的脫黨投靠了國民黨，成了叛徒或機會主義份子，到1949年中共掌權時，只有毛澤東和董必武兩人還留在中共黨里。不知這些中共建黨人當時有沒有想到，他們從俄國請來的這個「神靈」卻是一個邪靈，他們找來的這劑強國之葯卻是一付烈性毒藥。 當時革命成功不久的蘇俄共產黨政權，已對中國抱有野心。1920年，蘇俄成立了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中國等國共產黨的建立工作，主管為舒米亞茨基，維經斯基做副手，和陳獨秀等人開始籌建中國共產黨。1921年6月他們向共產國際提交遠東書記處中國支部計劃表明，中國共產黨是共產國際領導下的一個支部。 1921年7月23日，在尼科爾斯基和馬林的組織下，中國共產黨正式成立。 從此，共產主義運動被實驗性的引進中國，黨的生命大於一切、征服一切，開始給中國帶來一場無休止的浩劫。 一、共產黨起家是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 在具有五千年文明歷史的中國，要移植進來一個與中國傳統格格不入的共產黨，引入一個外來邪靈，實在不是一件簡單容易的事情。中共用共產主義的大同思想欺騙民眾和愛國無門的知識份子，又進一步歪曲已被列寧嚴重歪曲了的共產主義理論，以此為依據，摧毀一切不利於它的統治的傳統和價值，消滅一切不利於它統治的社會階層和人士。中共拿來了工業革命對信仰的摧毀，又拿來了共產主義更徹底的無神論。中共拿來了共產主義對私有制的否定，又拿來了列寧的暴力革命理論。與此同時中共還繼承和發展了中國帝王制的最壞部分。 中共的起家歷史，是一個逐步完成其集中外邪惡之大全的過程，中共完善著它「中國特色」的九大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這些基因承傳不斷，手段和惡性程度在危機中進一步得到強化和發展。 （一）基因之一：邪——披上馬列主義的邪皮 馬克思主義當初吸引中國共產黨人的是「暴力革命打碎舊的國家機器，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正是馬列根本之邪。 馬克思主義唯物論其實是狹隘的生產力和生產關係剩餘價值的經濟學，在早期資本主義還不發達時，片面短視的預言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已經被歷史和現實所否定。馬列主義的無產階級暴力革命和無產階級專政，主張強權政治和無產階級主宰論。《共產黨宣言》以階級對立和階級鬥爭闡述了共產黨的歷史觀及哲學觀。無產者以打破已有的傳統道德和社會關係、奪取政權為鬥爭的目的。從一開始就把共產主義放在與一切傳統對立的位置。 人類天性對暴力是普遍排斥的，暴力之中人變得暴虐，共產黨的暴力學說從本性上被人類的共性所否定。與任何先前的思想、哲學、傳統都查不到實質上的淵源關係，是天地間憑空掉下來的一個莫名的恐怖體系。 這種邪惡觀念的前提是「人定勝天」，人為的改造世界。共產黨用「解放全人類」、「世界大同」的理想吸引過不少人，一些具有憂患意識而又渴望干一番事業的人，最容易被共產黨矇騙。他們忘記蒼天在上，在建立「人間天堂」的美麗謊言中，在建功立業的征戰中，他們蔑視傳統，將他人的生命看輕，也把自己的生命變得輕於鴻毛。 人造的「共產主義世界」被奉為真理，「滿腔的熱血已經沸騰，要為真理而鬥爭」。共產黨用這種絕對、荒誕的理念去斬斷人和上天的淵源關係，斬斷他們和祖宗、民族傳統的血脈，召喚他們為共產主義獻身，加持共產黨的虐殺能量。 （二）基因之二：騙——邪惡要裝正神，就要行騙 邪一定要騙。共產黨要利用工人階級，封他們為「最先進的階級」，「大公無私」，「領導階級」，「無產階級革命的先鋒隊」等；共產黨要利用農民，稱讚他們「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許諾「耕者有其田」；共產黨需要資產階級的幫助，於是封之為「無產階級革命的同路人」，許諾以「民主共和」；共產黨快要被國民黨徹底剿滅了，於是大喊「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承諾服從國民黨的領導。抗日戰爭一完，便大打出手，推翻了國民黨政權，建政後很快消滅了資產階級，最後把工農變成了徹底的一無所有的無產階級。 統戰是黨騙的典型一招。為了打贏內戰，共產黨一度改變過去一定要殺死地主、富農全家的做法，對地主、富農這樣一些階級敵人，採取了「臨時性的統一戰線政策」。1947年7月20日，毛澤東指示說：「除少數反動份子外，應對整個地主階級取緩和態度。……藉以減少敵對份子。」共產黨奪取政權以後，地主富農仍沒有逃脫群體滅絕的命運。 說一套做一套。黨要利用民主黨派時，其口號是「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而任何真正不同意、不符合它思想、言行和組織的，都要加以消滅。馬克思、列寧和中共領導人都說過，共產黨的政權不能與人共享，共產主義一開始便直截了當的帶著獨裁主義先天基因。由於它的專制排他性，無論是奪取政權時期還是掌握政權時期，共產黨從來沒有和其他政黨和團體真誠相處過，所謂寬鬆時期也至多是「花瓶」待遇。 歷史的教訓是：共產黨的任何承諾都不能相信，任何保證都不會兌現。誰在什麼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什麼問題上送掉小命。 （三）基因之三：煽——善於製造仇恨，挑起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 騙為了煽。鬥爭一定要有仇恨，沒有仇恨可以製造仇恨。中國農村有一套根深蒂固的土地宗族制度，是共產黨建立政權的根本障礙。農村社會本來是和諧的，土地所有和租用關係不是絕對對立的關係。地主養活農民，農民養活地主。這種在一定程度上互相依存的關係，被共產黨改變成階級對立、階級剝削的關係，變和諧為敵對、為仇恨、為鬥爭，變合理為不合理，變有序為混亂，變共和為專制，主張剝奪，謀財害命，殺地主富農本人，殺地主富農家人，殺地主富農家族。不少農民不肯強奪他人的財產，白天拿了，晚上又送回地主家去，被工作隊知道了罵作階級覺悟不高。白毛女本來是仙姑，不是被壓迫的故事，被部隊文工幹事改編成話劇、歌劇、芭蕾舞來煽動階級仇恨。日本侵略中國，共產黨不抗日，還攻擊國民黨政府賣國不抗日，甚至國難當頭還煽動人們反對國民政府。 挑起一部分人仇恨和格殺另一部分人的手法是共產黨運動的經典手段，「95%：5%」的階級劃分公式因此而來。共產黨後來的系列政治運動充分運用、不斷發展了這一手法。划進95%則安全無事，掉進5%則成為被鬥爭的敵人，爭取能站進95%的行列成為大多數人在恐懼中的自我保護方法，落井下石也由此蔚然成風。 （四）基因之四：痞——流氓痞子組成基本隊伍 痞是邪的基礎，邪就得用痞。共產革命是痞子流氓起義，經典的「巴黎公社」純粹是社會流氓的殺人放火打砸搶。連馬克思也看不起流氓無產階級，他在《共產黨宣言》中說「流氓無產階級是舊社會最下層中消極的腐化的部分，他們在一些地方也被無產階級革命卷到運動里來，但是，由於他們的整個生活狀況，他們更甘心於被人收買，去干反動的勾當。」馬克思、恩格斯認為農民天生的分散性與愚昧性，甚至不夠格稱作階級。 中國共產黨從惡的方面發展馬克思的東西，毛澤東說「流氓地痞之向來為社會所唾棄之輩，實為農村革命之最勇敢、最徹底、最堅決者」。流氓無產者加持了中共的暴烈，建立了早期農村蘇維埃政權。「革命」，這個被共產黨的話語系統灌注了正面意義的語詞，實在是所有善良人的恐懼和災難，是取「命」來的。文革時討論流氓無產者，共產黨認為自己被叫做「流氓」不好聽，縮寫為「無產者」。 痞的另一個表現是耍無賴，被人稱為獨裁時擺出一副惡霸嘴臉：「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講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施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 （五）基因之五：間——滲透，離間，瓦解，取代 騙、煽、痞猶不夠，間亦用之。中共滲透有術，地下工作的「前三傑」錢壯飛、李克農和胡北風，他們的實際領導者是中共中央特務二科科長陳賡。錢壯飛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主任徐恩曾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中華民國政府軍第一、第二次對江西的圍剿決策和情報，錢壯飛用國民黨中央組織部信函，經李克農親自送至周恩來手中。1930年4月，表面上由錢壯飛率領，實際上由陳賡領導，用國民黨中央調查科的證件和經費，在東北建立了一整套明屬國民黨、暗屬共產黨的雙重特務組織。李克農亦曾打入中華民國海陸空軍總司令部擔任譯電員，中共保密局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的急電就是被李翻譯後由錢壯飛送給周恩來的，免除了被一網打盡的下場。 親共的楊登羸擔任國民黨中央調查科上海特派員，中共認為不可靠的黨員，便讓他去逮捕和處決。河南一個老幹部，曾因得罪了共產黨中的幹部，便被自己人開後門送到國民黨監獄中關押了好幾年。 在國共內戰期間，中共情報戰線直達蔣介石身邊，國防部作戰次長、掌握國民黨調動軍隊大權的劉斐中將竟是中共地下黨。在被調動的軍隊自己還不知道時，延安就已經得到情報，並據此而擬好作戰計劃。胡宗南的機要秘書和親信隨從熊向暉，將胡宗南大軍進攻延安的計劃通報周恩來，以致胡宗南打進延安時，得到的只是一座空城。周恩來曾經說：「蔣介石的作戰命令還沒有下達到軍長，毛主席就已經看到了。」 （六）基因之六：搶——巧取豪奪成為新秩序 中共的一切都是搶來的。拉起紅軍搞武裝割據，軍火彈藥、吃飯穿衣需要錢，而「籌款」的形式是打土豪搶銀洋，與土匪沒有區別。李先念的紅軍在鄂西一帶綁票縣城裡的首富人家，不是綁一個，而是家族中每富裕家庭綁一個，叫「綁活票」。「綁活票」不「撕票」，即不殺人質，留下活口，目的是要家裡人一壇一壇不斷地送大銀元去供養紅軍。直到餵飽了紅軍，或是家破人亡，無油水可榨，才把奄奄一息的人質放回。有人因此被驚嚇折磨致死。 「打土豪，分田地」又把巧取豪奪推廣到社會，代替傳統成為新的秩序。共產黨大惡小惡都要做，大善小善都不積。什麼人都給點小恩小惠，為的是挑動一部分人斗另一部分人。於是積善重德被搞掉了，只要會殺人就行。「共產大同」實際成了對暴力豪奪的認同。 （七）基因之七：斗——摧毀傳統宗法秩序和國家制度 騙、煽、痞、間均為了搶、斗。共產黨的哲學是鬥爭哲學。共產革命決不是無組織的打砸搶，黨說「農民的主要攻擊目標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裡的貪官污吏，鄉村的惡劣習慣」，指明要摧毀鄉村的傳統制度和習慣。 共產黨的斗還包括武鬥、武裝鬥爭。「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緻，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奪取政權時要斗，若干年後的文革中，同樣的鬥爭基因又被用於教育下一代。 （八）基因之八：滅——創造了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 共產黨做的許多事都很絕。其許諾知識份子以人間天堂，而後來把他們打成「右派」、改造成「臭老九」。其對地主資本家財產的剝奪，對地主富農階級的消滅，對鄉村秩序的摧毀，對地方政權的攫取，對有錢人的綁票勒索，對戰俘的思想和靈魂洗腦，對工商資產階級的改造，對國民黨的滲透和瓦解，對共產國際的分裂和背叛，對建政後歷次政治運動的清洗，對黨內的高壓政治，做的事都很絕。 這一切，無不建立在它的群體滅絕理論基礎之上，歷次運動無一不是恐怖主義的群體滅絕運動。共產黨從早期就開始不斷創造完整的群體滅絕理論系統，由共產黨的階級論，革命論，鬥爭論，暴力論，專政論，運動論，政黨論等等組成，全是各種各樣群體滅絕實踐經驗之總匯。 中共最大特色的群體滅絕是從思想上和人性良知上的滅絕，這是符合其集團根本利益的恐懼統治方法。你反對它，它要消滅你，你擁護他，它也可能要消滅你。它認為需要消滅的就要消滅，以至造成每個人都有危機感，都懼怕共產黨。 （九）基因之九：控——用黨性控制全黨，再教化到全民和全社會 所有的基因都為著同一個目的：恐懼型的高壓控制。共產黨的邪惡，使它成為所有社會力量的天敵。從成立之日起，共產黨就在一個接一個的危機中掙扎，其最大危機一直是生存危機，存在就是恐懼，永恆的危機感。危機中的恐懼成了共產黨最高利益所在——艱難維持黨的集團存在和權力。共產黨常不得不以表面的更壞補充著它力量的不足。黨的利益不是個體黨員利益，也不是所有個體利益的總和。它是共產黨集團的利益，高於個人的一切。 「黨性」是黨這個邪靈最厲害的本質之一，具有無限擴展，吞噬人性，把人變成非人的強制能力。周恩來和孫炳文是同志，孫炳文死後，其女兒孫維世被周恩來認作乾女兒。文革中孫維世挨整，孫維世的家人在她死後發現她頭上被釘進了一顆長釘子，可是在孫維世的逮捕書上簽字同意的卻是周恩來。 中共早期領導人之一任弼時在抗日戰爭期間曾任鴉片專員。鴉片是列強侵略中國的象徵，敢冒違背民族大義之大不韙而大片種植鴉片，確實需要點黨性。因為極為敏感，中共用「肥皂」作為「鴉片」的代號，輸往境外賺取經費。中共新領導人在任弼時生日一百周年時發表講話，稱他「具有崇高的品德，是一位模範的共產黨員。他信念堅定，對黨的事業無限忠誠」，對他的黨性高度評價。 一個黨性模範是張思德，黨說他是燒磚窯倒塌而犧牲，民間說他是烤鴉片而死。因為他默默在中央警衛團當兵，不求升遷，得到了中共「重於泰山」的褒獎。他和後來的另一個典型的黨性榜樣，以「革命機器上永不生銹的螺絲釘」著稱的雷鋒，倆人長期被用來教育全體中國人，要像他們那樣忠於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共產黨的無數英雄模範都被用作這種強化黨的鋼鐵意志和黨性原則的示範。 在奪取政權之後，共產黨更是把思想控制的基因發揚光大，共產黨成功鑄造了幾代黨的「工具」和「螺絲釘」。黨性被強化成了一貫的思維定式，千篇一律的行為模式，推展到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黨性行為模式披上國家之皮，黨性思維定式成為全國人民的自我洗腦，服從和配合邪惡的機制。 二、中國共產黨不光彩的起家史 中國共產黨說自己的歷史是「從勝利不斷走向勝利」的光輝歷史，往自己臉上貼金是為了賦予共產黨政權合法性。事實上，共產黨的發家史一點也不光彩。它只有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的九大基因，才最終奪取了政權。 （一）中共成立——吸蘇共的奶水長大 中共教育人民，「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其實，中共成立之初，是蘇俄的亞洲中國支部，從一開始就是一個賣國政黨。 成立初期中國共產黨沒有錢，沒有理論和實踐，更沒有主心骨，加入共產國際是對暴力革命的參與和依附，中國暴力革命和馬克思、列寧階段的暴力革命一脈相承。共產國際是全球顛覆各國政權的總指揮部，中共那時是共產國際的東方支部，執行蘇俄紅色帝國主義的東方路線。中共仰仗蘇共成熟的暴力奪權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經驗，政治、思想、和組織路線都聽命於蘇共，照抄外來非法組織的地下秘密生存方式，實行嚴密監視控制。蘇共是中共的主心骨和靠山。 中共第一次代表大會通過的中國共產黨黨章是由共產國際主持制定的，宣言依據的是馬列主義、階級鬥爭、無產階級專政和建黨學說，以蘇共黨綱作為重要依據。中共黨的靈魂是蘇共式的外來品。中共黨的領導人陳獨秀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曾經有不同意見，馬林帶一封信給陳說，如果你是真正的共產黨員，一定要聽第三國際的命令。雖然陳獨秀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任教父，也只好聽從共產國際教廷的命令，隸屬和屈從蘇俄。 陳獨秀在1923年黨的第三次代表大會上公開承認，黨的經費幾乎完全是我們從共產國際得到的。一年來，共產國際在中國用款20餘萬，而中共成績不佳，共產國際責備中國同志太不努力。 據中共解密文件不完全統計，1921年10月至1922年6月，收入16,655元；1924年1500美元和32,927.17元；1927年為 187,674元，每月共產國際給費用平均在2萬元左右。中共現在的拉關係、走後門、迎合、買通、甚至威脅等方法在早期已經使用。共產國際主管曾嚴厲批評中共中央不斷要錢的做法，「他們利用經費來源不同（國際聯絡局、共產國際執委會代表、軍事組織）這一情況，得以弄到這些經費，因為這一個來源不知道另一個來源已經撥出。……有趣的是，前來的同志總是不僅十分清楚地了解俄國同志的情緒，而且甚至了解應該怎樣區別對待與這項或那項撥款相關的某位同志。而一旦多數同志相信不能通過正式途徑弄到，就開始逃避事務性的會見。然後採取最粗暴的敲詐手段，如散布謠言，說什麼基層工作人員似乎責備蘇聯，把錢給了軍閥而不給中央。」 （二）第一次國共合作——附體挖心，破壞北伐 中共一直教育人民，蔣介石背叛了國民革命，共產黨被迫武裝起義。 實際上，共產黨發起第一次國共合作是為了附體於國民革命發展自己，並且在行動中急於奪權發動蘇維埃革命，破壞和背叛了國民革命。 1922年7月中共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因為急於奪取政權，反對與國民黨聯合的意見主導了大會。但是太上皇共產國際推翻決議，指令中共加入國民黨。 第一次國共合作期間，1925年1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舉行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孫中山去世以前已經提出領導權問題。如果孫中山沒有去世，中共奪權針對的就不是蔣介石了。 靠了蘇俄撐腰，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在國民黨內大肆抓權：譚平山擔任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部長，馮菊坡擔任工人部長全權處理事務的部秘書，林祖涵擔任農民部長，彭湃在農民部擔任部秘書，毛澤東擔任國民黨宣傳部代部長。軍校、軍隊領導權向來是共產黨關注的焦點：周恩來擔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張申府擔任副主任。周恩來還兼軍法處處長，到處安插蘇俄軍事顧問。不少共產黨人擔任國民黨軍校政治教官和教職人員，擔任國民革命軍的各級黨代表，並規定沒有黨代表的附屬簽名，一切命令均不生效。這樣附體國民革命的結果，使得中共由1925年的不滿千人，暴增至1928年的三萬人。 北伐革命始於1926年2月。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進行了三次武裝暴動，最後進攻北伐軍師部，被北伐軍解除了武裝。廣東的總罷工糾察隊每天都與警察發生暴力衝突，這樣的騷擾直接導致了「四‧一二」國民黨對共產黨的大清洗。 1927年8月，國民革命軍內的共產黨藉機發動南昌暴動，被很快鎮壓下去。9月發動了攻打長沙的秋收起義，也被鎮壓下去；共產黨開始實行「黨的支部建立在連上」的網路式控制，流竄到井岡山地區，建立農村局部政權。 （三）湖南農民暴動——發動痞子造反 北伐期間，國民革命軍在征戰軍閥，共產黨在農村造反奪權。 1927年的湖南農民運動也是流氓起義，與首場著名的共產革命巴黎公社流氓起義互相佐證。法國人民和當時在巴黎的外國人都親自見證，巴黎公社社員是毫無理想、破壞成性的一群流寇，住高樓大廈，吃美味珍饈，只知眼前快樂，不知有死。巴黎公社暴亂期間，他們實行報禁；把給國王宣講的達爾布瓦大主教抓作人質槍斃，暴殺教士六十四人；縱火焚燒宮殿；官署民宅，紀功碑，銘勛柱，無不摧毀槌碎以為快事。法國首都富麗甲天下，歐洲無可倫比，起義過後，樓台化為灰土，民眾慘成枯骨。慘酷之禍，古今罕有。 毛澤東承認，「農民在鄉里頗有一點子『亂來』。農會權力無上，不許地主說話，把地主的威風掃光。這等於將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把你入另冊！』向土豪劣紳罰款捐款，打轎子。反對農會的土豪劣紳的家裡，一群人湧進去，殺豬出谷。土豪劣紳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滾一滾。動不動捉人戴高帽子游鄉，『劣紳！今天認得我們！』為所欲為，一切反常，竟在鄉村造成一種恐怖現象。……直言之，每個農村都必須造成一個短時期的恐怖現象，非如此決不能鎮壓農村反革命派的活動，決不能打倒紳權。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在革命期內的許多所謂『過分』舉動，實在是革命的需要，」革命建立了恐怖秩序。 （四）北上抗日——失敗逃亡 中共把「長征」說成是北上抗日，把「長征」炒成了中國革命的神話：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以我們的勝利、敵人的失敗而告結束。 北上抗日是中共掩蓋失敗的一個無恥謊言，史實是1933年10月至1934年1月共產黨的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中共農村政權相繼喪失，根據地日益縮小，中央紅軍被迫逃亡。這才是「長征」的起因。 向西突圍，曲線接近外蒙和蘇聯是真正的長征路線意圖。當時中共步履維艱，西進靠近外蒙，不至腹背受敵遭聚殲，兵敗則進入蘇聯。選擇走山西和綏遠，一方面可以高舉抗日大旗爭得民心，另一方面是這一帶安全，沒有日本人，日軍侵佔的是長城一線。一年後共產黨長征逃亡到陝北時，中央紅軍主力由八萬多人減至六千人。 （五）西安事變——成功用間，二次附體 西安事變，指發生於1936年12月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兵變。 按照中共的教科書，西安事變是張、楊逼蔣抗日的「兵諫」，邀請中共代表周恩來赴西安商討事變善後事宜，在全國各界的調停下，事變和平解決，結束了十年內戰，促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成為扭轉中國危局的關鍵。中共把自己描繪成一個顧全大局、愛國抗日的紅臉。 越來越多的資料揭示出，西安事變前夕楊虎城、張學良身邊已聚集了許多共產黨的特務。地下黨員劉鼎，經宋慶齡介紹到張學良身邊。西安事變發生後，毛澤東表揚說：「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而楊虎城的身邊，夫人謝葆真直接就是共產黨，在楊的軍政治部工作，她是在1928年1月，經中共黨組織批准和楊虎城結婚的。後來官至外交部副部長的共產黨人王炳南，當時是楊公館的座上客。正是他們這些楊、張周圍的許多中共黨員直接策划了這次兵變。 事變之初，中共的領導人很想殺掉蔣介石，以報圍剿之仇。當時中共在陝北力量已經很弱小，處於一役就可能被徹底消滅的困境，中共盡其煽、騙之能事，策動張、楊兵變。斯大林出於牽制日本避免其攻打蘇聯的需要，親自寫信給中共中央，指令不殺蔣介石，要二次國共合作。毛澤東和周恩來也看到，憑當時中共的力量絕對不可能吃掉國民黨，殺了蔣介石，共產黨更可能被趕來報仇圍剿的國民黨軍隊所消滅。中共立刻改變腔調，以聯合抗日為名，迫使蔣介石接受二次國共合作。 共產黨策動兵變在先，把蔣介石置於屠刀之下，卻又轉過身來唱紅臉，逼著蔣介石答應再次接納共產黨。中共不僅躲過滅頂之災，而且得以二次附體國民政府，紅軍變成了八路軍，再次發展壯大。中共之狡詐欺騙，不可不稱高手。 （六）抗日戰爭——借刀殺人，擴大自己 抗日戰爭爆發時國民黨有一百七十餘萬軍隊，十一萬噸排水量的軍艦，各種飛機約六百架。共產黨加上1937年11月改編的新四軍，總數仍沒超過七萬人，內部還爭權分裂，已弱小到只需一戰便可根除的程度。中共知道，如果把隊伍拉出去跟日本人打仗，一個日軍師團也打不過。中共的眼裡，領導權而不是民族存亡，才是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心問題，於是策划了「在聯蔣過程中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隻能在黨內講，並在實際工作中實現」的方針。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所為是和日本侵略者互相配合、並肩作戰。在滿洲事變宣言中，中共號召全中國人民「在國民黨的統治區域，工人罷工，農民騷動，學生罷課，貧民罷業，士兵嘩變」，推翻中國政府。 共產黨高舉抗日大旗，卻只在後方收編地方軍和游擊隊，除了平型關等幾個屈指可數的對日戰鬥外，共產黨無抗日戰績可言，只是在忙於擴大地盤，在日本投降時搶著受降日軍，把自己擴充成號稱擁有九十餘萬正規軍和兩百萬民兵的強大力量。抗日的正面戰場則全留給了國民黨軍隊，國民黨戰死疆場的將軍二百多人，共產黨的指揮官幾乎毫無損失。中共教科書一再告訴人民，國民黨不抗日，是共產黨領導了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七）延安整風——開創令人聞風喪膽的整人模式 用抗日的名義吸引了無數愛國青年來到延安，在延安用整風迫害了成千上萬的革命青年。中共在建政以後把延安描繪成「革命聖地」，卻不講延安整風的罪惡。 延安整風運動是人中最恐怖、最黑暗、最殘暴的權力遊戲。以整肅小資產階級毒素的名義，黨清洗著人的文明、獨立、自由、容忍、尊嚴等價值。整風的第一步，是建立每個同志的人事檔案，包括（1）自我概述，（2）政治文化年譜，（3）家庭成分與社會關係，（4）個人自傳與思想變化，（5）黨性檢討。 在檔案中要交代你出生以後所有認識的人，發生的事，發生的時間、地點，反覆地寫。發現有遺漏，就定成問題人物；還要交代參加過的所有社會活動，特別是入黨的經過。重點交代參加活動過程的所思所想。最關鍵的是黨性檢討，主要了解在思想意識上，言論上，工作態度上，日常生活上，待人接物上，是否有反黨性的行為。以思想意識為例，要檢查入黨、入伍後是否計較個人利益，是否借黨的工作達到私人的目的。對革命前途是否動搖過，或者戰鬥怕死，想家想老婆。因為沒有客觀標準，每個人都被發現有問題。 審查幹部使用逼供信，清理內奸，必然產生無數冤假錯案。整風時代的延安，被稱作是一座人性的煉獄，傷害了大批幹部。抗日軍政大學進駐了審干工作組，兩個月的赤色恐怖，即席坦白，示範坦白，集體勸說，五分鐘勸說，個別談話，大會報告，抓水蘿蔔（外紅內白）。照相，是把人一批一批弄上台讓大家看。面不改色者，就沒有問題，否則就是嫌疑分子，審查對象。 連共產國際的代表都受不了，說延安的情形令人喪氣，人們不敢與他人交往，各懷鬼胎，人人流露出緊張和恐懼，每人都不敢為真理及為被誹謗中傷的朋友辯護，只求保住自己的性命，惡棍因阿諛平步青雲，侮辱同志、自我羞辱成為延安生活的特性。人們快瘋了，大家都但求保住生命和飯碗，榮辱尊嚴、同志間的愛都被拋棄得一乾二淨。人們不再表達自己的意見，而是背誦黨領袖的文章。這一套做法幾乎不做任何改動，就可作為共產黨中國成立後大小運動的寫照。 （八）三年內戰——賣國奪權 俄國的二月革命是一個溫和的資產階級革命，沙皇也以國家民族為重，退位而不是反抗到底。列寧急忙從德國趕回俄國，又搞了一次政變，把推翻沙皇的資產階級革命者們殺害，搞起共產革命來，把俄國的資產階級革命扼殺了。中共和列寧一樣，把國民革命的勝利果實摘取了，在抗日戰爭勝利後，發動了推翻國民黨政府的「解放」戰爭，把中國再次推入戰爭災難。 中共以人海戰術著稱。遼瀋、平津、淮海戰役用的是人肉作炮灰的最原始、最野蠻、最不人道的戰術。圍困長春的時候，為了消耗長春城內的糧食供應，解放軍奉命不許老百姓出逃。結果打長春兵困兩個月，活生生餓死凍死陣地前城門外逃難的國民近二十萬人而不肯網開一面，事後完全沒有一絲愧疚，說「解放長春兵不血刃」。 1947年至1948年，中共先後與蘇聯簽訂《哈爾濱協定》和《莫斯科協定》，出賣祖國權益和東北資源，換取蘇聯在外交和軍事上全面支持中共。雙方協定蘇共經常供應50架飛機補充中共，將收繳的日本武器分兩期全部給予中共，蘇方控制的東北的彈藥、軍用物資平價售給中共。國民黨一旦對東北發動兩棲登陸攻勢，蘇共秘密協助中共軍隊作戰。蘇聯協助中共奪取新疆控制權；建立蘇中聯合空軍力量；裝備中共11個師。把美國援助蘇聯的130億美元的武器的三分之一運入東北。中共為了獲取蘇聯支持，承諾蘇聯對東北陸路、空中交通的特權；對蘇提供國民黨政府和美軍行動情報；以東北物產、棉花、大豆、戰略物資供應蘇聯，換取精良武器；蘇聯有優先開採中國礦產的權利；有權在東北和新疆駐軍；蘇聯可將遠東情報局設在中國。如果歐洲爆發戰爭，中共應派遠征軍10萬，勞工2百萬支援蘇聯。除此之外，中共還承諾將遼寧、安東省的特別區域在適當時併入朝鮮。 三、黨邪惡基因的表現 （一）黨史的特徵——永恆的恐懼感 永恆的恐懼感是中共黨史的最大特徵，維持生存成為共產黨與生俱來的最高利益。這種延續生存的最高利益，以強力支撐著那變換無窮的皮中之恐懼本質。它像原生癌細胞一樣擴散、滲透了肌體的每一個部位，使其他正常細胞死亡，任由惡性細胞瘋長。在歷史循環中社會解決不了共產黨這個變異的物質，任其擴散，每一層次和範圍都無法消化這種強力的變異因素，眾多社會被污染，更大面積的泛濫著共產主義或共產主義因素。這些東西又不斷的被共產黨加強和利用，從根本上變異了人的道德和社會。 共產黨是不講人們公認的道義原則的。共產黨的一切原則都絕對為其集團利益服務，以絕對自私為最高原則，沒有任何道義原則抑制其集團慾望。從它的自我原則為根本，它需要不斷披上不同的外皮。在這個持續危機鎖鏈的早期，中共附著在蘇共上，附著在國民黨上，附著在國民政府實體上，附著在國民革命上；在它奪取政權以後，中共附著在各種機會主義上，附著在民意民情上，附著在社會機制和手段上，附著在一切之上，把每一次危機，都作為黨發家的機會，加強其強制手段。 （二）一以貫之的邪惡是起家的「法寶」 共產黨稱革命勝利靠的是三大「法寶」：統一戰線、武裝鬥爭、黨的建設。國民黨根據自己的教訓，給共產黨加了兩條：宣傳和使用間諜。黨的各大「法寶」都貫穿著共產黨所有的流氓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 馬列從本質上就是邪的。滑稽的是中共黨人都不懂馬列。林彪曾說沒有幾個中共黨員真正讀過馬列。瞿秋白被公認為思想家，承認僅僅看過一些馬列皮毛。毛澤東思想是農民造反的山溝馬列主義。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姓資。江澤民的三個代表更是什麼也不是的拼湊了。中共不懂馬列，只是從馬列中繼承了邪，又在其邪惡基礎上塞進了它們更邪惡的私貨。 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共的統戰工作，是騙和短期收買的並用。統是為了戰，使共產黨從孤家寡人變成人多勢眾，改變雙方力量的對比。有統就有分，分出哪些是敵、我、友、左、中、右，分出哪些該拉，哪些該打，什麼時候去拉，什麼時候去打。上一階段可以化敵為友，下一階段可以化友為敵。比如民主革命時期團結資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時期消滅資產階級。又比如民主黨派領導人章伯鈞、羅隆基等在奪取政權時期中共需要他們幫腔，取得政權後不再需要，便打成右派。 （三）黨是成熟的流氓 黨有軟硬兩面功夫。軟功：宣傳、統戰、離間、特務、策反、兩面三刀、挖心、洗腦、造謠欺騙、掩蓋真像、心理戰、製造恐怖氣氛、恐懼症、健忘症；這些軟功可以滅人性，調動惡的一面。硬功：暴力、武裝鬥爭、鎮壓、政治運動、殺人滅口、綁架、消音、武鬥、定期嚴打等等；這些硬功是黨製造恐怖的保證。 黨往往是軟硬兼施，時松時緊，外松內緊，一放一收，引蛇出洞。中共不停的以民主來將國民黨的軍，但在共產黨統治區內的知識份子王實味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當成典型整斗，最後遭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一位參加過延安整風，挨過整的老幹部回憶道，當時被拉去逼供信，在極度高壓之下，不得不出賣自己的良心，編造謊言。第一次經受這種事情，想到自己對不起被牽連的同志，恨不得一死了之。剛好桌上放著一支槍，拿起來對準自己的腦袋，扣了扳機。沒有子彈！負責審查他的那位幹部這時走進來說，「做錯了事承認就好了。黨的政策是寬大的。」這樣，黨通過考驗知道你達到極限，也知道你是「忠於」黨的，於是過關了。黨總是這樣把你置於死地，欣賞了你全部的痛苦屈辱，在你痛不欲生時，親切地出來給你一條好死不如賴活的路，成為你感恩戴德的救命恩人。若干年後，這位老幹部在香港了解了法輪功，感到很好。但一開始鎮壓，所有先前的記憶全回來了，再不敢說法輪功好。 類似的例子還有末代皇帝溥儀，被關在監獄裡不斷看見別人被殺，以為自己也要被處死了，出於活命的本能，主動配合，自己洗腦，最後寫了《我的前半生》，成為中共成功進行「思想改造」的典範。 據現代醫學研究，在恐懼高壓和被隔離的環境下，許多受害者會對施暴者產生一種畸形的依賴，以其喜怒哀樂為自己情緒的轉移，一旦後者施以小惠，前者便感激涕零，甚至生出「愛」來。這種心理學現象，早已被中共成功的運用於對敵人以至對人民的精神控制和思想改造之中。 （四）黨是最邪惡的 中共絕大多數總書記都曾經被打成為反黨份子。顯然，這個黨有自己的生命，是一個活的獨立的肌體。不一定是黨的領導人決定黨的方向命運，而是黨決定其領導人的命運。江西蘇區面對國民政府軍隊圍剿，連生存都成問題，卻一點不妨礙黨以打AB團的名義把自己人夜裡拉出去槍斃，或者用亂石砸死，要節省子彈。在陝北日本人和國民黨的夾縫裡生存，卻進行了以延安整風為名的內部大清洗，殺人無數。如此大規模的內部反覆大屠殺，卻不影響其擴大勢力最終統治中國大陸，把這種自相殘殺模式從當年的小小蘇維埃擴展到全國。就像一個惡性腫瘤，在瘋長的過程中，核心壞死了，外圍還在不斷向健康的原生的肌體擴散。原來的肌體部分被滲透後，成長出新的腫瘤。不管一個人好壞，一旦進入中共，就成了破壞力量的一部分，越正直越認真，破壞性越大。毫無疑問，當這個肌體被徹底毀壞時也就是這個腫瘤自己的死亡期。可腫瘤卻是一定要這樣的。 中國共產黨公認的創始人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文化人，不喜歡暴力，告誡共產黨人，如果強化國民黨內共產黨的政黨意識，對領導權有濃厚的興趣，必然會導致革命內部的緊張。五四一代最激烈的人物尚心存寬容之道。他是第一個被冠以「右傾機會主義」帽子的人。 另一位領導人瞿秋白認為共產黨應該親自去戰鬥，去廝殺，去組織暴動，去摧毀任何一級可能摧毀的政權，用極度無序的辦法使中國社會恢復秩序。不料，瞿秋白臨死前坦承，我決不願意冒充烈士而死。我實質上離開了你們的隊伍好久了。唉！歷史的誤會叫我這「文人」勉強在革命的政治舞台上混了好些年。我始終不能夠克服自己紳士意識，我究竟不能成為無產階級的戰士。 黨的領導人王明奉命於共產國際，主張聯合抗日，而不是擴大共產黨根據地。在黨的會議上，毛澤東和張聞天不能說服他們的同志，他們苦惱無法將實質一語道破：憑紅軍當時的實力，無力聚殲日軍一個師團，憑一時的衝動把隊伍拉出去拼，中國的歷史肯定不是現在的樣子了。在「捨身取義」的傳統文化主導的人文場中，毛澤東只好保持了沉默。王明後來被定為先左傾後右傾的機會主義。 胡耀邦為歷次政治運動的冤假錯案平反，為共產黨賺回了民心，仍然被打下去。趙紫陽為挽救共產黨搞改革，最後也沒有好下場。共產黨的各屆新政又能做什麼呢？真正要改革共產黨，共產黨就會滅亡，共產黨給他們的權力馬上喪失合法性。靠一個機器自己生產出來的力改變它自己，到一定程度就肯定不行了。所以共產黨的改革毫無可能成功。 黨的領導人都是壞的，革命怎麼還能進行並且擴大？在許多最邪惡的時刻，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敗下陣來，因為他們的邪惡勁兒都不夠水平，只有最邪惡的才能符合黨的需要。黨的領導人都是悲劇收場，黨自己頑強的活著。能生存下來的領導人不是能操縱黨的，而是摸透了黨的，順著黨的邪勁兒走，能給黨加持能量，能幫助黨度過危機的。難怪共產黨員與天斗，與地斗，與人斗，就是不能與黨斗，都是黨的馴服工具，最高境界也就是互相利用。 痞在今日已是黨的一大奇觀。黨的這個錯誤是張國燾的，那個錯誤是四人幫的。毛澤東的三七開，鄧小平的四六開。黨卻從來沒有錯，黨錯了是黨自己糾正的，「向前看」，「不要糾纏歷史舊賬」。連共產主義的人間天堂都墮變成社會主義溫飽，連馬列主義都被「三個代表」取締，連自己都可以罵。為了維護其統治，如果人們見到共產黨搞民主，開放宗教自由，一夜之間拋棄江澤民，平反法輪功都不要奇怪。惟有一個東西不會改變——那就是黨的集團目標、集團生存、集團權力的宗旨不變，維護共產黨的權力和統治不變。 共產黨把暴力恐懼和高壓灌注成黨的理論綱領，化成黨性，黨的最高原則，化成領導人的靈魂，化成整個黨的運作機制和所有黨員的行動準則。黨是鋼性的黨，有鐵的紀律，統一的意志，全黨黨員的行動必須一致。 結語 是歷史的什麼力量選擇了共產黨？為什麼不選擇別的要選擇中共？我們都知道世界上存在著兩種勢力，兩種選擇。一種是舊的、邪的勢力，它要進行惡的、負面的選擇。另一種是正的，好的勢力，要進行好的、善的方面的選擇。共產黨是舊勢力的選擇。之所以選擇共產黨，就是因為它集古今中外邪惡之大成，是邪惡的集中代表。它最會利用並欺負人們的善良，一步一步成了今天的氣候。 共產黨宣傳「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意味著什麼？1921年中共建黨到1949年共產黨奪取政權，都證明沒有共產黨的血腥和狡詐，就沒有它的天下。中共不同於歷史上的其他任何團體，它隨心所欲地解釋馬克思和列寧編造出來的理論，把一切任意的行動都置於冠冕堂皇之中，蒙蔽、煽動、或利用一部分群眾，做出強力的解釋，通過每日每時的各種宣傳，將中共的政策和策略披上理論的外衣加以實施，以證明其永遠正確。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個集邪惡之大全的過程，毫無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說明中共政權沒有合法性。不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而是共產黨強售其奸，靠了其無比邪惡的基因「邪、騙、煽、斗、搶、痞、間、滅、控」，把一個外來邪靈強加給了中國人民。 （版權歸大紀元所有﹐歡迎轉載﹐不得更改） 2005年4月校對更新